【焦點人物】戰爭、移民、黑戶口成家族印記　羅漪文為移工站上法庭

長到一定年紀，才理解所謂「活得有底氣」竟是一件需要用盡全身力氣的事，對台灣的失聯移工來說，更是一個求之不得的夢，而且逃離痛苦成本愈大，在法律前愈是矮小。而現職在大學裡兼課的羅漪文，13歲跟隨父母自越南移民來台，曾歷經越戰後的經濟崩盤、父親被抓進勞改營9年、親戚偷渡成黑戶口，她熟知弱勢群體的語言，近幾年她有另個身分叫做司法通譯，為語言不通的越南移工能在法官面前有自訴的機會，並把這些故事集結成《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一書。

她出生在顛沛流離時代　家族歷經越戰、紅色高棉　

初見羅漪文，是個面上淡然，少言又自帶距離感的人，幸好聊幾句便能察覺她有對外界好奇熱情的一面，最重要的是，她敏銳通透且心底寬和，說話時眼角也有笑意，確實有司法通譯內斂特質。

羅漪文是1978年出生越南西貢（現為胡志明市）的華僑，她出生前2年，越南才結束長達19年的越戰，當時政府實行共產制度，將百姓個人土地財產收歸國有，通貨膨脹一度飆升700%以上，再加上施政粗暴，人們行事所言都得謹慎，導致社會氣氛很緊張。

她說：「西貢原本發展得比台北還要好，可是共產制度開始後大家突然變得很窮，我們家族很多人不惜用黃金買船位，偷渡到馬來西亞、泰國、香港，再輾轉到美國、法國或澳洲，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沒有……」而舅舅一家也為了柬埔寨的紅色高棉逃到越南，因時局太亂，遲遲無法領到身分證變黑戶，整個家族的人生可說是顛沛流離。

據統計，前後約有上百萬名越南人逃難式離開國家，也有不少軍公教人員、知識份子被送進勞改營，以鞏固政府威權。



直到現在，羅漪文的家族仍世界四散各地，有些人過得不錯，可是心裡仍有逃難創傷，也因為如此，即便現在世界已開放，但大家聯繫見面屈指可數，這輩子恐怕難再團圓。

然而，羅漪文家留在西貢，自她有記憶以來，由母親和外婆給人縫補衣服、做雜務、賣茶葉……等等，辛辛苦苦扶養她長大，而原本不該缺席的爸爸，則有不得已的苦衷離開家整整9年，「我爸爸是記者，被政府認定是知識份子，抓進勞改營關了9年。我記得那地方很荒涼，路很顛簸，開放省親的時候我只去過一次，其他都是媽媽和外婆去的。」



羅漪文回憶，雖然家境並不寬裕，可是因為媽媽和外婆從沒短過她的物資與教育，為她阻擋世外紛爭，將她保護得很好，所以那時她不懂為什麼路上的小乞丐會搶她吃不完的食物，還有鄰居明明才8、9歲，為什麼需要揹著弟弟煮飯？為什麼教科書總是破破舊舊的，還在用1975年以前的資料？幸好羅爸爸在她上小學後被放出來，一家團圓。

直到1986年，政府實行改革開放，同意台商進駐，鼓勵私人企業等等措施，那時有台商帶了一些台灣出版書籍過來，她才有機會看金庸和瓊瑤，她笑說，這是她學中文的秘訣。

13歲那年舉家移民來台　努力突破社交障礙

不過，政府開放沒有讓羅爸爸看到希望，在羅漪文13歲那年，舉家移民搬到台北。初來乍到很恐慌、很封閉，多次搬家，後來在文山區落地生根。媽媽經營一間東南亞雜貨店服務移工和新住民，一家人長期下來練就好眼力，看顧客一眼就能判斷眼前究竟是外籍看護？新住民？還是逃跑移工，生活多了一點樂趣。



而她念書一路順暢，從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畢業，在她回憶中，13歲到台灣念書後，適應不難，第一次段考17名，第二次就考了第2名，讓老師和班上的人刮目相看，對這個來自異鄉的她如同一張保護網，「我看過其他比較弱勢、背景不太一樣的學生被霸凌欺負，但我很幸運，一直遇到很好的老師，他們很照顧我的生活和學習方面，而同學雖然對我不熱絡，可是也不會欺負我。」

不過，她也說，自己不擅長人際互動，不知道別人在想什麼，「我說話比較直接，怎麼說呢，就像白目一樣！」她舉例，大學同宿舍的朋友在畢業好多年後才告訴她，以前每當她走過宿舍房間的時候，大家都會緊張、很安靜，因為她看起來很不食人間煙火，冷冷的，實在不知道要跟她聊什麼，她笑說，「但我為了跟她們聊天看了好多時尚雜誌耶，怎麼化妝、穿搭，做了很多功課，」甚至想去便利超商打工，報名世界展望會的志工，非常努力突破社交障礙。

而關於人際關係的困擾，直到她因緣際會參與桃園電影節紀錄片製作，以及在《四方報》接案做人物、藝文與白色恐怖的訪談，她才慢慢了解他人的想法看法，心境變得更開闊，所以很多以前未能讀懂的事，她漸漸懂了，對後來成為一名司法通譯有很大的幫助。

因緣際會考了司法通譯　她在司法機關發揮語言的能量

羅漪文自獲得中文系博士，除了留校教《紅樓夢》、現代中文基礎寫作、故事改編等課程，也陸陸續續參與不同類型的計畫，2015年她想拍紀錄片，了解越南移工在台灣的困境，為了做田調，她透過一群越南姊妹認識台灣司法通譯協會創辦人陳允萍，她笑說：「協會在台中，我每個禮拜都搭高鐵下去，一邊做田調，一邊跟著她們上通譯課程，結果不知不覺考到一張司法通譯證照。」回台北開始接移民署、警察局、法院等機關的刑案案子。

根據勞動部公布最新統計，截至112年（2023）11月為止，全台共有8萬6248名失聯移工，其中，越南人數有5萬4688人，占比高達63%，這還不包括新住民、新二代等等族群所需，因此，懂越南語的司法通譯愈顯稀缺重要。



羅漪文說，司法通譯的字字句句都可能影響移工的權益，既不能偏袒，也不能超譯，因此要怎麼說話傳達變成最重要的功課，即便再難，她也願意伸出雙手幫忙，就如同幫助過去的自己、家人與越南人。

司法通譯工作時間並不一定，有時白天，有時候通宵熬夜，聽很多非法入境、非法打工、逾期居留等真實故事，像去年在台灣很熱的電影《富都青年》，雖然場景設定在馬來西亞，但開頭的偷渡移工們在廢墟裡跑給警察追那一幕，常常在台灣發生，也確實有移工急得跳樓喪命，看得她不禁直說：「拍得好真實！」



只是現實中的台灣警察，並不希望移工們賭命逃跑，曾請羅漪文轉告移工們要珍惜生命，「警察說，失聯移工大多都是隱姓埋名找工作，摔下來沒有人知道他是誰，只能靠指紋與臉部辨識系統，可是有時候連臉和指紋都沒有了……」

在台移工眾多　她看到意想不到的面貌

然而，移工在台灣的低劣處境時有所聞，羅漪文聽到很多失聯移工的經歷與在社會普遍流傳的說法不同。譬如說，以前時常聽到移工遇到不好的雇主，工時長、薪水低，工作內容違反合約等等，忍受不了就逃跑，可是當通譯之後，她聽見許多移工會稱讚台灣人很友善，老闆不會欠薪、耍賴，也會替老闆說話，關鍵時更守口如瓶，就是不想連累老闆被政府罰錢。這些種種在她看來，這是移工們的辛酸也是道義。

在《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一書中，羅漪文曾為一名年輕的失聯移工翻譯，這名男子來台進工廠工作，當時合約載明每個月將加班90小時，事實上卻沒有，沒有加班之外還扣除許多費用，每個月薪水僅有1萬2千元，比基本工資還要少一半以上，根本無法照顧越南家人。

於是他逃跑到處打粗工，薪水大約可有2萬8千元左右，後來遇到願意善待他的豆漿店老闆，顧大夜班薪水有4萬，包吃包住，不料被人檢舉，必須遣送回越南。令人驚訝的是，同時間、同間店的另一名失聯移工這時透露，他認為是自己之前打工的早餐店老闆去檢舉的，為了替現在的好老闆討公道，他供出許多細節，讓羅漪文與移民署很驚訝。

不過，有部分移工是拚搏的，老家窮困，到台灣工作前就得欠一筆仲介費，龐大的經濟壓力讓他們對錢、對工作都很在意，所以會特別在意司法通譯是否能如實傳達他的們的心聲，羅漪文說：「他們聽不懂我對警察或法官說什麼，可是他們會從語調、表情推測我在說什麼，所以我們必須很謹慎，最好一句話都不要多說。」



保持中立，對司法單位或移工都不能過多接觸

站在司法通譯的角度來說，羅漪文懂移工的辛苦，她坦言，剛開始當通譯的時候，難免會感性相信部分移工的話，結果警察一拿出證據戳破移工謊言，讓她好尷尬。

「我學到不要輕易介入，把共感和心裡壓力放開，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艱難，不要亂同情，亂幫忙，否則就是看不起別人。」她也分享，先前有一名移工不信任司法通譯，持刀行兇釀死，敲響業界警鐘，也讓她意識到要好好保護自己，不會輕易向移工透露自己的名字個資。

她說，越南人其實很容易把她歸為自己人，所以有必要保持中立，對司法單位或移工，都不能有過多接觸，以免被雙方不信任，保持著純粹幫忙的態度就好了，「還有，法官的主導性很強，我能不能寫筆記、說一句話都要先請示過，如果多跟移工說一句話，法官可能也會有戒心，這樣會不順利。」

談及寫書的初衷，羅漪文則說，這本書闡述許多人性，但她不是想製造對立，而是想呈現每個人都不完美，移工與司法單位都很辛苦，「有些東西看起來很粗糙，但不一定是對立，反而有些善意，而移民也不是全部慘兮兮，他們是人，很樂觀也很堅毅，」只盼台灣社會能給移工們有個自訴、公平發展的機會，「我們該怎麼善待別人呢？要怎麼表達感激？其實我們尋常的幸福，沒有那麼理所當然。」

羅漪文　小檔案

年齡：45歲
學歷：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現職：文字工作者
經歷：臺北文學獎散文首獎
第24屆臺北文學獎年金類首獎
《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法律之前，不讓移工喪失權益與尊嚴》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