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30》朱敬一：永續民主的三條路徑

1996年3月，台灣人民第一次用選票直接選出自己的正副總統；5月20日，首位民選總統就任。30年後回望，自由開放的社會如今已成人民日常，然而，操弄與極化也在侵蝕著尚未深化的台灣民主。「想想論壇」邀請30位跨黨派、跨領域、跨世代、跨族群的台灣人，以30個觀點，為台灣民主更好的未來提出倡議。《太報》合作刊登。

如果從總統直選開始算，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已經走過三十年了。從1996到2026，台灣的民主選舉逐步制度化；媒體開放、教材更新、黨產勢力消退、司法邁向獨立、公民團體活躍⋯⋯許多面向都呈現出蓬勃的氣勢。台灣民主化的進程確實還有很多缺點，但是瑕不掩瑜，相較於東亞其他國家，我們的表現是可圈可點的。

但是，就現實環境觀察，我們的民主體制仍然有其脆弱面。最明顯的脆弱點，當然就是對岸的威脅：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百年國恥」民族主義的召喚下，始終想要「統一」台灣，實質上就是「消滅」中華民國的民主。所謂「消滅」，是指不經中華民國的民主程序與人民集體意志，而改變台灣的政治體制。

這樣的外在威脅與「統、獨」爭議不同；台灣可以經由民主憲程序選擇政治體制的改變；但是非經憲政體制、脅迫式的外來壓力，則是台灣民主的最大隱憂。

面對中國無所不用其極的脅迫，我認為台灣在三方面還需要加強。其一是國際戰略規劃。中國最近「用防空識別區阻礙總統出訪」以及「技術性阻擋台灣出席WTO部長會議」，這兩個近例看起來是戰術性的外交干擾，但其實都是戰略性對台灣民主體制的強烈搖晃。

台灣固然要一一回應戰術騷擾，但是絕對也要做戰略性的長遠佈局，包括主體論述的系統性發表、產業規劃的國際思考、美國的縱深遊說、日本的戰略連結、國際局勢的中長期滾動推演等。我想強調的是：戰術因應即使得分，也只是小確幸；台灣的民主需要的不只是小確幸，而是更長期的國際戰略規劃。

既然台灣「民主」的威脅來自於對岸「民族」主義的召喚，推動台灣永續民主的第二個方向，則是要思考如何扭轉、改變中國僵硬的民族主義。加拿大總理卡尼（Mark Carney）最近在世界經濟論壇（WEF）中引用了前捷克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的作品，描述如何在集權壓制下「扭轉謊言」。集權體制看似極難扭轉，但卻也隱藏著若干細緻的臨界點。這些臨界點不是憑空出現的，其背後有諸多的社會鋪陳、文學滲透、媒體影響、經濟感受、歷史記憶的轉變等因素。

挪威文學家比昂松（Bjørnstjerne Bjørnson）的作品相當程度改變了瑞典的民族主義，當年是阻止瑞典向挪威出兵的重要因素。美國解放黑奴，背後也有複雜的社會文化背景。台灣需要把所有影響民主的因素當成「內生變數」，努力去影響、改變。

其三，台灣需要強化內部的凝聚力。民主選舉固然是勝負二分的競爭，但是台灣人民應該要摸索出一套「離心力」的社會框架邊界，讓政治人物不敢、不願跑到框架之外。久而久之，當這個框架逐漸清晰，台灣社會的內在凝聚就會強化。

在對岸干擾之下，前述內在凝聚的建構尤其困難。我們恐怕要持續地在「境外分化」與「境內包容」之間拉扯，才能摸索出一套體制，使得「民主深化」與「凝聚強化」成為正相關的走勢。

台灣民主三十年，以上是三點觀察、三條路徑，但理想只有一個：永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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