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期徒刑假釋「回籠條款」宣告違憲 大法官朱富美扮烏鴉點出這串盲點

無期徒刑假釋犯罪「回籠條款」，不分情節輕重一律回蹲20或25年牢，被宣告違憲。但大法官朱富美卻持不同意見，她認為，無期徒刑本質為「終身監禁」，一旦撤銷假釋就該回復執行，沒有過度剝奪人身自由問題。她更示警說，大法官並非刑罰執行專家，應該由立法者找專家評估撤銷假釋或決定殘刑，而判決的多數意見很積極，甚至逕自提出立法原則及建議，恐造成後續立法壓力及長刑期受刑人的期待比照效應，未來執行將誕生不公平的怪象。

這份由朱富美提出的部分不同意見書，洋洋灑灑撰寫超過8千字，共有大法官張瓊文、楊惠欽和蔡宗珍加入。朱富美在意見書中著墨，她對於判決主文及理由難以贊同的理由。

憲法法庭「生死辯」前夕提判決，衝擊社會安全體系

朱富美認為，憲法法庭公告即將在4/23辯論死刑是否違憲，社會上也在高度討論制定「不得假釋之無期徒刑」議題之際，但這份判決，不僅提出應該具體區分殘刑的各式條件，還把判決效力擴張到沒有聲請的所有無期徒刑受刑人，全國正在執行中或在無期徒刑假釋期間犯案遭撤銷的人士，形同「宣告減刑」。

在這份判決後，多數無期徒刑假釋者若另案被判決確定，重定的殘刑將少於25年，也比《刑法》要求的假釋條件「無期徒刑逾25年」來得短，在多數情形下，更一併免除無法獲得第二次假釋的問題。她認為，這樣的大變動固然具備《憲法》保障人權意義，但更嚴重衝擊社會安全體系的規劃與完整。這些規定究竟是違憲？或是立法內容是否合理的問題？退一步來說，縱使認定違憲，大法官是否適合積極介入立法？

從無期徒刑的本質及基本權侵害來探討，她認為，「假釋」屬於行政機關的職權決定，受刑人沒有請求權。而且，無期徒刑算是最重的自由刑，即使有機會假釋，但本質上也還是「終身監禁」，既然沒有執行期限，就沒有執行期滿或殘刑可言，因此，假釋被撤銷後，受刑人去執行殘刑並不是對他們加重刑罰，也未侵害人身自由、基本權或違反比例原則。

至於判決點出個案情節輕重問題，朱富美認為，憲法法庭也可以在「合憲判決」裡，從人權保障的高度建議修法；立法機關得以自由選擇降低（或不固定）殘刑、配合修正假釋條件，或是朝准許和其他刑期合併計算等方向修法。


大法官非刑罰執行專家，卻積極介入立法

朱富美認為，《憲法》不能全然規範國家政治與人民生活，因此授權給立法者處理，立法者本於對社會現實取捨及價值觀形塑各項制度，因此，釋憲機關對法規範進行違憲審查時，原則上應該尊重。為了兼顧法秩序的安定性，縱使認定規定違憲，對於刑事執行制度上是否有缺陷，由於大法官並不是刑罰執行專家，當然應該尊重立法機關在通盤周延考量後，進行適宜的修法。

朱富美也提出，這次的判決主文和理由積極介入立法，並提出刑事執行制度上的創見，隱藏著諸多不妥之處。

她認為，「假釋」是在公權力監督下，提前釋放的一種緩衝制度，制度的目的是在鼓勵受刑人改過自新。而受刑人在假釋期間，如果出現不適合回歸社會的事實，就應該撤銷假釋讓他回到監獄執行，以實現國家刑罰權。無期徒刑是最嚴重的自由刑，本質上為終身監禁，與死刑一樣可以達到與社會隔絕的目的。

這次的憲法判決認定，在撤銷假釋時應該重新評估殘刑長短，她雖然肯定判決的立意甚佳，但實務上如何設計制度，她認為應該屬於立法形成自由。

朱富美在意見書裡，逐一分析依本判決立法可能出現的缺失。她表示，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和故意再犯罪，都屬於無期徒刑撤銷假釋時的事由，兩者雖然都是監督假釋受刑人的不同方法，但性質完全不同，若拿來比較做為殘刑長短的分類標準，雖然簡便，但是否公允則不然，必須回歸執行機關評估。她指出，畢竟「更生保護」和「保護管束」不同，假釋期間的更生計畫執行成效，不可以當作殘刑的判斷原因。

違憲判決曝殘刑數字將成減刑紅利？

她舉例說，受刑人如果在假釋階段犯下好幾個罪，但會導致撤銷假釋的刑案，在司法實務上不一定最快判刑確定，加上目前受刑人不服「應執行刑」而提出抗告的案件很多，如果光依此做為區別殘刑的事由，實務上可能產生法院必須定好幾次應執行刑的情況，屆時，檢察官也將因為法院改定應執行刑，導致得換發執行指揮書，也會出現受刑人多次聲明異議的情況，對於司法實務將產生嚴重困擾。

朱富美憂心地寫到，這次的違憲判決，沒有經司法、行政、矯正機關及學者參與討論，就提出修法要旨，實質介入立法甚深，至於本次判決在立法機關修法方向不確定前，就建議大幅降低殘刑為5年、10年、15年等，會造成什麼後果呢？

她舉例，如果2年後，立法機關來不及修法，屆時有無期徒刑受刑人甲（代號），在撤銷假釋後，原本他得再入監執行20年或25年，但他另案被判的刑度為4年半，就會被歸類到未滿5年的刑度階梯，依照本判決的建議方式，是不是只要執行殘餘刑期10年就好？如此一來，他馬上就會減少50或60%的刑期。另外，受刑人乙（代號）如果違反保護管束事項情節重大經撤銷假釋，他依現行法，原本應入監執行20年或25年，但照本判決的建議方式，他只須執行殘餘刑期5年，一口氣少執行了75%至 80%的刑期。

她認為，本判決並沒有提出理由說明為什麼是這些數字，而判決雖然表示，提供數字只是做為過渡期間的參考，但是這麼巨幅的規劃與變更，仍將影響未來之立法及刑罰執行制度發展，介入刑事政策立法的積極程度可謂「臻於極致」。

朱富美認為，任何《憲法》解釋之結果，都可能制約到立法機關，為了尊重立法者的立法形成自由，釋憲機關對於憲法解釋本來就應該有所節制；人的生命有限，無期徒刑受刑人在獲得假釋前都已執行25年，撤銷假釋後再入監執行20年或25年，依現行規定，等到他們出獄時，恐怕都已年邁體衰、垂垂老矣。在兼顧國家刑罰權實現下，憲法法庭應該在「合憲判決」中，從人權保障高度出發，建議立法機關修法。

她擔心地寫下，憲法法庭不像立法者可以獲得充分資訊來源，因此，「評估撤銷假釋規定決定不同殘刑」這個議題，應該屬於由立法者召集相關機關與專家學者決定的「政策選擇」，並非《憲法》誡命。

她提醒，本件的多數意見雖然具備高度積極性，卻沒有經過時間醞釀凝聚共識或尊重立法者提出解決方案，就逕自提出立法原則與建議，甚至還祭出過渡期間「墜崖式」的減刑參考，後續可能造成立法者的壓力，而刑度長的受刑人也可能產生「期待比照」的效應，衝擊法律秩序安定性。

她認為，未來的刑事執行，若因此產生不公平、不合理且極度怪異之現象，將是「意料中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