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打公共電話到外縣市超級貴？揭秘台灣「公共電話」的前世今生

以我自己來說，因為職業的關係，近年對公共電話的印象，大概就是任教國小校園內，學生利用公用電話連絡家長的景象。此外，我想蠻多男生們也會對當兵時，排隊撥打電話報平安仍記憶猶新。

大約二十年前的臺灣，正是公共電話的黃金時代。

當時 1997 年臺灣公共電話密度達每千人 5.61 具，世界排名第二，僅次於韓國。

到 1999 年公共電話以一元一通的超低費率，締造出近 96.4 億的年度營收，是歷史高峰。但此後因行動電話興起，公用電話也一步步走向黃昏，到了 2015 年時公共電話僅剩 64,803 具，每千人約 3 具，年營收不及 4 億元而已。

雖然現在很多人都不需打公共電話，造成公共電話收益減少，但中華電信本著服務精神，還是在超商、觀光區域、車站有設置公共電話。不過也許有些人會有疑問，如下圖現今的公共電話亭，為什麼外觀上是寫著「公用電話」四個字？

這是因為公共電話其名有公共財聯想之虞，所以中華電信在 1992 年之後正名為公用電話，但一般民眾仍習慣使用公共電話這個名稱。

事實上，公共電話在臺灣的誕生，是與電話通訊制度一起，誕生於日本殖民時期，並在日後逐漸影響臺灣通訊發展的面貌。

最早的公共電話──電話所的出現

在日治時期，接近公共電話性質的地方，最早可追溯到叫做「電話所」的地方，它是提供沒有電話的民眾可以撥打電話的場所，也可以說是日後郵局內公共電話的前身。

電話所的制度來自日本國內，1890 年（明治 23 年），日本於東京、橫濱設立電話交換所，同時在東京 15 處和橫濱 1 處的郵便局及電信局之窗口，設置做為公共電話先驅的「電話所」。

1900 年，臺灣總督府開放民眾可申請裝設電話，當時就有規定，在電話交換局加入區域內之樞要地點設置電話所，來辦理公眾與電話加入者間的通話事務，也就是做為公共電話來使用。

然而，第一個「電話所」卻得等到隔年（ 1901 年 10 月 11 日 ），才設置於臺北火車站內，其全名為「臺北電話交換局臺北停車場電話所」。

這個電話所的業務辦理時間為上午五時至下午八時，以郵票來支付電話費用。但這個電話所還運行不到一年就被廢止了，因為被自働電話機所取代，直到 1903 年 12 月才又重新設置「臺北電話所」，但此時已將設置地點改至臺北郵便電信局內，這也就是日後為人熟悉的局內公共電話的樣貌。

而在臺北電話所重新設立的 1903 年底前，已有五個電話所陸續設置，包括大稻埕電話所、淡水電話所、打狗電話所、嘉義電話所、臺南電話所等，設置地點皆在各地的郵便電信局內。這些電話所再加上年底開設臺北電話所，當年度全臺電話所共有 6 處。到了 1907 年時，總督府就將當時全臺所有的 39 個「電話所」廢止，直接由各地郵便局繼承電話所公共電話的業務。

路旁的公共電話──自働電話的出現

然而，若是要說到我們一般人比較熟悉的那種位於路旁的公共電話，那得等在 1902 年才出現。當時，路旁公共電話名稱要用日文漢字「自働電話」，這是為什麼呢？

當然這也與日本國內的制度有關。臺灣引入「自働電話」僅晚於日本國內二年而已。日本於 1900 年才有第一號的路邊公共電話登場，最初是以照著如同美國「ア一トマチック・テレホン」（automatic telephone）翻譯叫做「自働電話」，設置位於新橋與上野站內的一隅，電話亭設計呈現六角形，價格是每 5 分鐘一通 15 錢，之後電話亭上還有寫上「自働電話」四個字。

1900 年日本早期的自働電話。資料來源：山川正光，《ビギナ-　テレコム読本：おもしろい電話の話》（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84），頁44。

而臺灣的情況又如何？臺灣的電話設施於 1900 年才開放給民眾申請使用，當時是採取獨立於郵便局外的電話交換局官制，不過僅過了一年多就把前述規定廢止。

後來，總督府在臺北火車站內設置了自働電話機，這可說為臺灣第一處的自働電話。當時大多數人對自働電話仍不太熟悉，許多人使用方法錯誤，導致雖投入費用但無法接的情形，因此在臺北火車站設置後的 3 天，《臺灣日日新報》上特別刊載一篇〈自動電話機使用上の注意〉的文章，來提醒使用者需要注意的使用程序。

這個臺灣電話史上的里程碑，也被記錄在畫家國島水馬的《漫畫臺灣年史》中， 在 1902 年（明治 35 年） 圖畫右上角就寫著「自動電話開設」六個字。

除此之外，總督府還在臺北的北投溫泉場、艋舺市場、大南門外、西門外榮座前，及基隆的哨船頭街和臺南的臺南火車站等 7 個重要地點設置自働電話機。

另外，圓山公園內因應官幣大社臺灣神社祭之舉行，曾裝設僅二日即廢止的臨時自働電話，這也算是開日後「特殊自働電話」的先河。

名稱的改變：自働電話到公眾電話

臺灣方面的情況，臺灣總督府在大正年間統一整理了過去的電話法規，頒布臺灣電話規則，全面性規範電話事業的運作。

其中，今天所說的公共電話被列於「公設電話」之電話種類下。當時的電話種類分為三種：一設於電話官署內的「普通電話」；二是裝設於劇場、公會堂等地的「特殊自働電話」，最後一種是「通常自働電話」，大多設於「特殊自働電話」以外之火車站、公園、市場等地。

而「通常自働電話」和「特殊自働電話」的最大區別是，通常自働電話是常設性公共電話，特殊自働電話則為臨時性公共電話，是因特別活動舉行需要而向總督府申請設置的臨時性公共電話，設置日期可能僅有一天，或到數個月的情形都有。

如先前提到的 1902 年圓山公園內，因應官幣大社臺灣神社祭之舉行，曾裝設僅兩天即廢止的臨時自働電話，到了隔年 10 月再次申請兩天的臨時設置。

魚夫先生於〈臺灣什麼時候開始可以打電話？〉一文中，記述新起街市場（現西門紅樓）外有一座公共電話，亭外寫著「自働電話」四個漢字。

公共電話的官方名稱後來有了改變，因為電話的聯接交換系統從人工的接線生轉變為自動轉接式。

而日本改用自動式交換機最早出現於關東大地震後都市復興時，當時為了快速處理龐大的通話量，城市裡逐漸改用自動式交換機，各別用戶的電話也隨之改為撥號盤式的自動電話，但因為交換機與電話均採用「自動」一詞，易混淆民眾，因此 1925 年（大正 14 年）時將公共電話日文漢字名字改成「公眾電話」，源自美國「パブリック・テレホン」（public telephone）之說法而持續延用至今。

臺灣與日本更改「公眾電話」名稱的理由相同。1932 年（昭和 7 年）臺灣第一個自動式交換機系統在高雄啟用前，當局為避免誤會，將原稱「自働電話」之公共電話改名。

臺北普通公眾電話的影像，可參考李火增先生拍攝臺北新公園內的公共電話 。

而臺南的公共電話亭圖像，則可參考《觀‧臺灣》第28期有提到的西門町公設電話。

臺北市新公園公眾電話。資料來源：聚珍臺灣臉書，2020年02月06日

公共電話的類型、數量與撥打限制

日治時期的公共電話最早設於臺北火車站內，主要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從電話所轉成的「局內公眾電話」，另一類則是由自働電話改名叫「公眾電話」。

在這些電話中，最接近我們目前對路旁公共電話的概念的是「普通公眾電話」，不過，在即使在日治後期的 1936 年左右，普通公眾電話僅設置於全臺重要的「市」級地方行政區，及少數的「街」級地方行政區，且大多位於火車站，或許是考量民眾移動至目的地後，有馬上聯絡之需求。

然而，整體情況來看，服務據點和通話數量較多的還是設於郵局內的局內公眾電話。

日治時期哪些地區的路旁有設置公共電話呢？

以日治前期（1917 年）來說，路旁的公共電話其實很少，全臺自働電話僅 25 處，設置最多的地區是臺北，但僅止 8 處，所以路旁要找到可以打電話的公共電話實在不是太容易。

到了日治後期（1936-1937 年），公眾電話全臺增加為 33 處，其中臺北州就占了 15 處。另外，像是新竹州、臺東廳、花蓮港廳全州廳內均只有 1 處。表二整理臺北州所有公眾電話所在地，臺北新公園有一座公眾電話，即為上述李火增先生於新公園內拍攝的。

其實，路旁類型的公眾電話數量增加有限，這是具體反映出民眾的使用需求有限，也就是撥打的通數並不多。

在 1916 年時全臺總計只有 44,553 通，到了 1936 年也僅增加至 129,249 通，就當年度一個公共電話一天的撥打通數，前者僅接近 5 通，後者也僅接近 11 通而已，就民眾利用程度來說確實不高。

當時使用路旁公共電話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當你要用臺北新公園的公眾電話打給高雄的朋友時，你會發現撥打不通，這不是因為這臺公共電話故障了，而是電話有其撥打的地區限制。

昔日，公眾電話能撥通的地點限於一次通話費 20 錢以內的區域。

以 1916 年的臺北來說，市內通話一通 5 錢，可撥打市外電話的地區僅限今臺北市、新北市及北桃園等臨近城市。

若撥打到其他地區的話，費用會超過 20 錢，因此無法撥打。從 1903 至 1923 年統計資料可見，使用公眾電話的民眾約有九成是撥打市內電話，縱使後來可撥打區擴大到一通 25 錢內的地方，但撥打市內電話比例仍占九成。而且，這些位於火車站與市場前的公共電話亭，還需撥打對象必須有裝置電話才行。

因此，全臺電話用戶在 1941 年只有 25,831 戶（每千戶中有 24 戶）之下，也未必能夠發揮電話快速傳達訊息的原意，在運用效果受限下，民眾的使用頻率自然不高。

由於撥打郵局內的公眾電話易被旁人聽見，撥打路旁電話亭內的普通公眾電話保密性較高，故較可能被身份不可為人知的人們利用，也因此曾發生過一些趣事。

例如 1936 年 2 月《臺灣日日新報》報導一則通緝強盜林發落網的新聞，女給郭寶玉先返回同居處時被埋伏的警察逮補後，林發為了救郭寶玉，撥打了西門市場前公眾電話到北警署（現今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假裝是郭寶玉親戚詢問其被逮原因。顯然以林發的通緝身份而言，使用路旁電話亭撥打比用郵局內的公眾電話安全多了。

另一起事件發生於 1927 年，臺灣革命青年團的張秀哲在上海遭日人逮補，於押回臺的船上時，他找到機會寫了要給父親的信，交給船上正要回臺的劉明，請他下船後交給自己的父親。

劉明下船後，跑到臺北新公園撥打自動電話，通知張秀哲的父親張聰明。由此可知，劉明應是考量通話內容較隱密，不宜為公家機關所知，故來到新公園內使用公共電話撥打。

電話帖中臺北北警署和張秀哲家的電碼號碼。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電話帖：臺北州下各局》，頁25、76。

雖是名為公共電話，但實際上一般人大多不曾使用。

以當前資料而言，日治時期較清晰的路旁公眾電話亭影像不多，且當時的電話無法觸及的區域還很多，這些地方的訊息傳遞則以電報為主。

儘管公共電話對當時民眾來說利用情況有限，但因它裝設在臺灣主要城市的重要地點附近，也許有機會被某位攝影師或喜愛攝影的民眾拍攝下來，或被製成重要景點明信片，以後在看老照片、或風景明信片時，不妨多多注意照片裡是否有公共電話的身影。

作者：曾立維　文章出處：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