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醫療不是提款機：當「長庚條款」遇上「宗教治理」的深水區

「非營利醫院，不得以非營利之名，行集團化運作之實。」

這是 2018 年《醫療法》修正案（俗稱長庚條款）三讀通過後，法律對所有財團法人醫院劃下的紅線。但當這道紅線劃向擁有百年宣教歷史、每年上繳數億元「負擔金」給總會的宗教體系醫院時，我們看見的是制度的進步，還是信仰治理的盲區？

歷史的教訓：為什麼要有「長庚條款」？

過去二十年，醫療體系的改革始終舉步維艱。直到 2017 年長庚醫院爆發急診醫師集體請辭，社會才驚覺：當財團法人醫院淪為集團的持股工具、盈餘流向不明、董事會權力極度集中時，受損的是全民的醫療品質。

修法的核心精神只有一個：「醫療公益優先」。

• 強化監管： 主管機關有權審查董事會章程。
• 防止規避： 擴大盈餘計算，確保公益提撥不被「技術性稀釋」。
• 實質處罰： 違規不再只是口頭警告，而是具備實質後果。

宗教醫院的灰色地帶：是「宣教延伸」還是「財政支柱」？

馬偕、彰基、新樓，這些名字承載著台灣醫療的先驅精神。然而，在修法後的制度光譜下，宗教醫院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問責挑戰：每年上繳給總會的數億元「負擔金」，究竟去了哪裡？

如果這筆錢用於偏鄉醫療、人才培育，那是「公益的延伸」；
但如果這筆錢變成了母會的「一般行政預算」，那就觸動了《醫療法》的敏感神經。

核心衝突點： 醫院盈餘應優先回流至醫療品質與基層人力，而非形成母體的穩定財源。

信仰治理的三大深層風險

法律只是底線，對宗教體系而言，真正的危機在於內部價值的悄然變質：

1.財務依賴（Financial Dependency）： 當教會預算高度依賴醫院提撥，教會的財政自主與先知性的批判功能將蕩然無存。
2.價值貨幣化（Monetization of Values）： 當「上繳金額」成為衡量醫院表現的標準，屬靈的服事將被報表數字取代。
3.監督遲疑化（Paralysis of Oversight）： 當醫院發生勞資爭議或治理醜聞，身為受益者的教會，還能毫無顧慮地站出來發聲嗎？

「球員兼裁判」的治理結構，正是長庚條款最想拔除的毒瘤。 宗教背景不應成為制度豁免的避風港，規模越大，問責的要求就該越高。

未來的路：從「人治信任」走向「制度治理」

過去我們依賴創辦人的威望與信仰的良知，但現在我們需要制度。為了回應修法精神，宗教醫療體系應主動採取以下行動：

• 透明化： 公開揭露負擔金的金流與具體用途。
• 切割化： 明確區分「醫療公益」與「宗教行政」支出。
• 獨立化： 建立外部監督機制，確保受益者與監督者徹底分離。

結語：守住醫療的公共性，才能守住信仰的純粹性

「長庚條款」不是要限制宗教發展，而是提醒我們：醫院是宣教的禾場，而不是教會的提款機。

修法完成只是起點。真正的考驗在於：我們是否願意在法律的最低標準之上，主動追求更高標準的治理？唯有如此，這份從百年前傳承下來的醫療使命，才不會在數字與權力的交織中迷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