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總統陳建仁2月26日時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表示,台灣新冠肺炎防疫領先全球,是因為當年中國拒給病毒株,以及WHO把2300萬台灣人當作孤兒,把台灣放棄掉。
當年和平醫院封院。(圖片來源/Facebook)
陳建仁回憶起當年,台灣爆發了SARS疫情。當下,醫護人員根本不知道這個病的病因、怎麼診斷、死亡率是多少,更不曉得如何治療。因此,各國密切地交流資訊、生物檢體,成為了最重要的事情。
台灣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就希望WHO可以提供SARS的病毒株,讓我們可以做快速診斷的工具,也希望WHO讓台灣跟各國交換資訊、防疫知識。此外,政府當時也都很認真地把SARS的病歷資料報告給WHO。然而,WHO一直到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後,才派代表過來,那時候很多人已經搶救無效,過世了。
不過,根據陳建仁所述:「WHO在傳染防治上應該是要扮演『你幫我、我幫你,相互合作、彼此交流,彼此互換資訊』的角色,但他們把台灣當做孤兒,棄2300萬人於不顧。」
副總統陳建任接受訪問。(圖片來源/陳建仁Facebook)
台灣沒辦法從WHO來做多邊的合作交流,就更別說拿到中國的疫情資訊了。當時,台灣曾經跟香港的大學要他們分離出來的病毒株,他們雖然答應了,但卻拿不到「最後的批准」,所以還是無法送來。
因此,那時候台灣與日本維持了很好的國際防疫交流,有很多日本醫界的朋友來台灣交換SARS防控意見。陳建仁也於APEC在曼谷召開衛生部長會議時,跟日本厚生省大臣見面,日本更是在前後派了500多名醫生到台灣,觀摩台灣如何做好院內管控、照顧病人、民眾風險溝通。
至於SARS的病毒株,台灣則是從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手上拿到的。陳建仁表示,如果在第一個時間點WHO就讓台灣拿到病毒株,並允許台灣參加各式會議的話,應該就不會有和平醫院院內感染事件。
在SARS之後,台灣政府發現國內的《傳染病防治法》,對於防範新興傳染疾病沒有很好的規範。例如,沒有法條強制病人做居家隔離、入境填表格、量體溫、徵收感染症醫院等。因此,政府當時就把法規訂完整,包含假消息的罰則。因為,在SARS期間很多媒體不經查證,就隨便報導某社區有病人,造成社會恐慌。
此外,政府也修改了《疾病管制局組織法》,以前疾病管制局,只有一位兼任的感染症醫師,在修法後疾管局就有20幾位感染症專科的防疫醫師。而且,裡面的同仁包含醫事人員、教育人員、技術人員,在專業上可說是非常周全。
當然,他們也連帶修正了《衛生署組織法》,設置了長期照護處來照顧染病風險較高的老人,也新增了國際合作處,讓我們與日本、美國、加拿大、歐盟、澳洲、其他國家有更多的國際交流,並跟「美國在台協會」(AIT)開始有「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合辦了很多跟全球公共衛生和全球防疫有關的訓練。
也是因為有了這些基礎,台灣才可以在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還有這一次新冠肺炎流行,較其他國家準備得充足。
副總統陳建仁表示:「SARS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公共衛生上很大的教訓,但是我們從教訓中學到了怎樣來好好的準備,好好來因應新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