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報導】「師師相護」還是「私設刑堂」？不適任教師調查機制再掀論戰

體罰、霸凌……為了防堵校園裡的不適任教師，立法院在2019年大翻修《教師法》後，新增了負責組織調查小組、初步審理案件的校事會議，然而實際上路3年多來，這項當初爭議甚少的設計，如今卻卡在各方角力之間，一面被批評存在「師師相護」的空間，同時又被現場教師質疑是「私設刑堂」，嚴重干預教學。

12月的第一週，天涼微陰，來自12縣市的教師工會齊聚在教育部門口，手舉各式抗議標語：「辦學不辦案，學校盲茫忙」、「反對架空學校意見，拒絕委員全部外聘」，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理事長侯俊良拿著麥克風，嘶聲痛批：「教育部讓現場疲於辦案！」

這次他們抗議的訴求，是反對校事會議調查小組全面外聘，而這也是教育、人權團體這幾個月來膠著、角力的全新戰場。

調查兼審案　校事會議上路3年爭議頻頻

備受爭議的校事會議到底是什麼東西？時間點要回到4年前。鑑於當時社會上陸續爆發多起虐童、狼師新聞，立法院於是在2019年6月全面翻修《教師法》、強化不適任教師的處理，疑似霸凌根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由校園霸凌防制小組處理，涉體罰跟不當管教的部分則由《高中以下教師解聘辦法》處置，並首度創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即是校事會議這個單位。

事實上，校事會議的出現當時並未引起太多討論，而是聚焦在教評會的人員組成，人權、家長團體認為，過去體罰、虐童、狼師等行徑，多在教評會因「師師相護」而無法有效處理，但教師團體則認為此非屬實。

豈料3年後，爭議核心卻轉變為校事會議，這又是何故？關鍵在於，校事會議是審理教師違規的最前線，同時身兼調查、審理案件兩種功能。

根據目前法規規定，若教師涉及如體罰、不當管教等樣態而需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時，皆須由校事會議組織3-5人的調查小組，針對事件在1-2個月內完成調查後，校事會議再根據調查報告，決議送交校內教評會或考核會，進行解聘、停聘或者記過等處置。



怕被罵吃案　教師團體：大小案件都要開會、交報告

然而，制度實際運作3年多過去，卻屢傳校事會議讓教學現場「疲於奔命」的批評。侯俊良接受《太報》訪問時直言，常遇到的情況是，有些事只要校長簡單處理即可，不用特地開會，近期他就遇過有老師，因為要求學生寫作業，而被不滿的家長檢舉送上校事會議，有些案例是基於管教需求，現在卻是動輒就要開會，都會影響到老師的教學跟學生學習。


「現在大案、小案都要辦，問題在地方政府。」侯俊良指出，根據教育部國教署的統計，全國校事會議從2021年開始，每年都約有600件案件，其中6成最後的結果都是查無具體事實，3成7只是輕微狀態的案例，適當懲處就好，只有3%是真正要解聘、停聘、不續聘的案例 ，也就是說高達9成7的案例，根本不需要召開校事會議，當中其實有不少部分，是學校在地方政府要求下，不得不開會「處理」老師。

對此，台中市教師會理事長張旭政進一步分析，照理說簡單案件根本不用開會，但目前疑似不當管教、體罰、教學不力等情況，學校都必須通報主管機關，主管機關為了避免被質疑吃案，會要求學校提出調查報告，但現行規定中，只有校事會議的調查小組要寫報告，就變成不論大小都要進校事會議，明明很輕微的情況，卻會被上級說：「沒調查怎麼知道他沒有其他行為？」實務操作就會變成這樣。

教育部擬簡化流程、調查小組全員外聘

教育部後來在8月預告《霸凌防制準則》、《解聘辦法》修正草案，其中將霸凌、體罰、不當管教全部回歸《解聘辦法》由校事會議處理，且校事會議的調查小組成員由過去包含教師、家長代表，改為由全數由主管機關建立的人才庫外聘，教師或家長代表得陳述意見。

但對此教師團體並不領情，尤其全教總近來曾召開多次記者會，抗議台北、桃園、台中等地出現議員施壓學校、要求校長至議場備詢，嚴正反對讓地方政府有機會介入校園，對此議題也呈現同樣的態度。

侯俊良便表示，如此由主管機關先選定人才庫，校長要從裡面挑人的做法，將讓學校行政更被政府干預，「這已經對學校有不當影響」，尤其教學現場有其特殊性，非教育專業的調查人員，未必能理解實際情況。

他批評，現在趨勢是因個案而修法，然而像《刑法》修得這麼複雜，也無法阻止人民犯罪，用個案修制度只會越修越複雜，過程中老師常被當成準犯罪人調查，即便最後調查沒問題，依然會讓情感受傷。

批「同事審同事」難秉公　家長、人權團體籲跳脫學校層級

「雖然我們是個案，但我們好幾個個案。」人本教育基金會長期致力於兒少權益，執行長馮喬蘭則說，如今人本每年收到來自校園申訴、諮詢案件就超過1000件，有些案件學校雖認定是體罰，卻未依不適任程序解聘，但她認為，學校不是故意要師師相護，而在目前制度下，老師因人情、文化等等因素，無法客觀調查、處理案件，對此她質疑：「繼續靠學校當處理不適任教師的第一線，是否合適？」


馮喬蘭表示，階段性來說，他們認同如今調查小組全數外聘的做法，若教師團體質疑調查委員不熟悉學校事務，也可以讓調查委員訪談老師，長期來說，更希望能跳脫學校，將不適任教師處理拉到縣市政府層級處理，「不要再讓學校背負師師相護的惡名。」

「師師相護存在也不存在。」台灣家長協會副理事長蔡瑞東，從2020年起便接收教育部的調查人員訓練，3年來參與過多所學校調查小組。他從實務層面談起指出，除了目前制度，形同「同事審判同事」的人情壓力外，常見情況是老師被學校處分後，到縣市政府的申評會申訴，因為之前校事會議的程序有誤、違反《行政程序法》而被駁回，或因為取得證據不完備，打行政訴訟時漏洞百出。

蔡瑞東分析，目前校事會議的調查小組多由校長尋找，3到5人中，除了固定必須包含教師會、家長會代表各1人外，還要1到3位外聘的社會公正人士，這部分校方大多也傾向找教育背景人士，但最終組成缺乏法律、調查專業下，往往讓調查過程錯誤百出，他甚至遇過調查委員看不懂法條、錯誤解讀的情況，改為全數由人才庫外聘，至少能減少誤判率。

「教學不力」標準模糊　教師嘆讓校長有空間私設刑堂

除了外界壓力外，目前校事會議的另一個問題是，《教師法》規定的不適任教師樣態，還包括「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雖然是為了提供現場判斷的彈性，卻也讓這個會議在師師相護的批評外，同時卻也被部分教師詬病是「私設刑堂」。

一名任職於北部中學的教師便匿名告訴《太報》，他之前出校內段考題目時，因為和坊間參考書雷同，家長檢舉後，校長因此召開校事會議「審判」他，中間他被不同委員多次找去質問，從開校事會議到最後送進教評會、決議申誡歷經了半年時間，中間他都處在緊張狀態，他質疑自己雖然有錯，但有需要動用如此程序處理嗎？


「我覺得唯一的可能是，自己似乎得罪了校長。」該教師說，自己之前曾向教育局反映學校編班的問題，恐怕因此被校長盯上，加上調查小組的外聘委員是校長找的，懷疑是找熟識的委員來修理他，「它原則上不是奇怪的東西，但因為沒有一定規則，也讓掌握者有扭曲的空間。」

此外的模糊之處，還有對所謂霸凌、體罰與不當管教的認定。馮喬蘭指出，像怎樣體罰、怎樣罵學生才到達解聘標準？怎樣的語言才算是辱罵？目前仍有許多爭議，這是未來應該進一步討論的地方，尤其常遇到情況是，老師確實打了學生，卻辯解學生沒有痛苦，他們認為認定的標準應該以老師的行為，而非學生受到什麼傷害為基準。


蔡瑞東則認為，不將審判單位從學校移出，永遠處理不了不適任教師，像他就曾經遇過，老師反過來告校事會議的調查委員妨害名譽，就連家長會、教師會代表都一起收到傳票，像這樣的情況，如果能夠拉高到校外，比如說在教育局處成立分區校事會議審理，最後再把決議帶回學校的教評會，就可以避免同儕間的恐慌與尷尬。

面對從6到18歲仍未成年的學生，校園裡師生之間的管教與互動複雜得千絲萬縷，管制的強弱與自由之間如何拿捏，始終未能盡如人意，而上路3年來磕磕絆絆的校事會議，在教師團體主張回歸教評會、回到學校層級，人權、家長團體則認為要拉高到縣市層面討下，雙方沒有共識，是目前此會議實際運作上漏洞百出的原因；在教育部階段性的修法後，下一步又會如何調整，又是需要謹慎拿捏的微妙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