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在現場】每當我徬徨無助時，就想起鄭南榕—專訪資深媒體人陳玉華

「其實，我看到他全身焦黑、雙手僵硬緊握躺在地上，心裡只有一個念頭，我想問他：『你甘袂疼？』」

1988年年底，我19歲，當時大學就快畢業，經由學長介紹到《自由時代》週刋當實習生，當時應徵工作是校對或向作者催稿等。對我來說，這份工作錢多事少離家近，同事溫暖和善，最理想不過。

做事認真待人真誠，親力親為帶新人

擔任實習生的日子不久後，我就被交代跑財經新聞，當時擔任總編輯的Nylon（鄭南榕）看我懵懂慌張，就親自帶著我跑遍立法院上下，介紹許多資深記者、同事朋友給我，好讓我迅速建立消息管道。現在回想起來，其實Nylon帶著我出門2次而已，以他的身分，他根本不必親力親為帶新人，只是我很幸運，老闆剛好是個做事待人無比真誠且認真的人，我才能在他身上學到好幾堂珍貴的課。

後來，1989年1月某一天開始，我發現他常常待在辦公室，牧師和教友來為他禱告做禮拜，菊蘭姊和竹梅、同事朋友們也常出現，他們一家甚至除夕圍爐也在這裡過，幾乎把這裡當作另一個「家」，所以心裡總存一個疑惑：他怎麼不回家？

「氣氛如常，我沒有自覺站在台灣民主樞紐當口」

除此之外，雜誌社的門禁變嚴格了，我們上班總要先在一樓按電鈴，志工問我們是誰，回答確認是熟識的人才會開門，等上樓到雜誌社門口，還要親眼確認是我才會開鐵門放行。我記得，有一次上樓剛好遇到鄰居，他看我們雜誌社鐵門拉起，還好奇問我說：「你們這裡賣珠寶喔？」

不過那時雜誌社仍正常運作，有吃不完的零食和泡麵，大家一起亂教竹梅功課、陪她玩，氣氛歡樂如常，我從沒有多想什麼，更沒有自覺自己早已站在台灣民主的樞紐當口，直到Nylon過世後才恍然大悟，啊！原來他當時已經開始自囚了。

我忍不住在心裡問他：「你甘袂疼？」

出事那天是4月7日，我記得前一晚雜誌社才忙完出刊，我累得要命，回家倒頭就睡，直到隔天早上男友把我搖醒，指著新聞問我：「這是不是妳老闆？」我一時傻住完全無法思考，茫茫然地趕回雜誌社，當時現場還沒有封鎖，我便一路走進總編輯室，當看到南榕全身焦黑、雙手緊握的軀體那瞬間，我心裡只有一個想法，這個人當下一定痛苦到極致，好想問他：「你甘袂疼？」

然後看著看著我再也無法承受，蹲著哭很久很久。

後來，很多人都認為，Nylon自囚71天後國民黨才上門拘提他，是因為他們知道雜誌社截稿日後，辦公室人較少、適合行動的緣故，但事實真相如何，真的不知道，我只明白，從得知他自焚消息那刻起，我體驗到什麼叫做天翻地覆的人生。

那段時間，我們一邊忙雜誌，一邊組織5月19日到總統府前辦國喪，我才漸漸體認到，原來Nylon是一名運動型的老闆，他為了實現台灣言論自由、爭取人權，以自己生命作為代價。以我對他的了解，他不認為這是犧牲、更沒有自傲認定自焚一定能為社會帶來改變，反而，他只是單純實現自己心裡最純粹、最渴望的目標而已，說真的，他若知道社會沒有改變，也不會後悔當初的決定。我是羨慕他的，羨慕他的純粹，羨慕他不取悅所有人。

我還記得當時在國喪現場準備闔關棺木時，菊蘭姐抱著女兒再看Nylon最後一眼的場景，他們一家三口面對這樣決絕卻又互相理解的分離，得掉多少眼淚…

時隔33年回顧點滴  他教給我的，我沒有忘

算一算，現在距離Nylon過世已經過了33年，台灣的言論自由已經能讓人民暢所欲言了，真的很好。而我時隔這麼久，有機會翻到當時在《自由時代》週刋悼念Nylon的文章，我想起幾段我們相處過程。

譬如說，當時我還很年輕也不喜歡被管束，原定到雜誌社報到那天，我為了搬家沒有去，事後由胡慧玲與張立明陪同下到總編輯室向Nylon小心賠罪，才看他的鐵青臉色轉好，然後口氣很兇地對我說：「搬家為何不告訴我？我可以叫同事去幫忙！」事後，我也才知道他為了歡迎新同事特地在黑板上寫上我的名字，結果我竟放他鴿子。

還有自焚事發前一天，因雜誌截稿我在雜誌社待到凌晨，準備回家時路過會計部，聽到南榕低著頭唱歌，原本想要靜悄悄地走卻被他發現，他對我皺著眉頭，問我怎麼這麼晚還沒回家，我只好吐著舌頭快速溜出門，沒想到背後的歌聲，這段對話，竟是我們最後的訣別。

後來，從學校畢業後我進入媒體業工作，每當徬徨、偏移或想偷懶的時候，我也會想起他，這個人生座標就會隨時導正我，畢竟他是一個對自己要求200%的人，跟著他，我不缺真實與勇氣，我甚至猜，如果他現在還在，說不定會批評我的稿子哪裡需要修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