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安專欄｜有種慘叫做「需要說明月入3萬比25萬慘」

我比你慘，這種慘竟然需要我說明，而且我如果沒說明成功，不但沒機會進一步說明這個社會對我這階級的種種不公平，似乎還反而顯得我的處境其實本來就沒什麼問題。見鬼了。

假設你低薪到誇張，你老闆說「錢不是萬能的」、「有錢也有有錢的煩惱」、「你不會想過我這種生活」。這些說法可能以各種面貌出現——安慰、面對調薪要求的打哈哈、藉由說教來自誇等等——但不管在哪，它們都具備類似的效果：讓你在提出要求前，得要花力氣跟別人說明你的處境為何較差，即使這件事情是如此顯而易見。

你這時候的不爽，跟一個哲學概念有關：認知的剝削。

近期「月收入3萬和25萬的差別」掀起爭議。（示意圖來源／Unsplash）

你處於不公平的處境，因為你受特定人壓迫，而壓迫者卻可以擺出一副「我也很想幫你呀但我得知道現在到底是哪裡有問題」的態度，要你說明一堆事情。

你花了時間精力和情緒勞動進行說明，但往往沒什麼用，你的外在處境一樣差，你的內在身心俱疲，因為跟既得利益者說明為何他是既得利益者，本來就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照哲學家伯倫斯坦（Nora Berenstain）的說法，這時候你可能受到了「認知的剝削」（epistemic exploitation）。理想上，民主社會成員有機會藉由公共討論來向社會說明他們的需求並得到幫助、擺脫不正義的處境。然而就算在民主社會裡，壓迫者很容易就能藉由認知的剝削來消解這些說明成功的可能性。

不管是「善意地提問要求弱勢族群說明他們為何弱勢」，還是「抱持『我們得把事情確認清楚才能解決』的嚴謹態度去質疑弱勢對自己處境的說明」，都可以把弱勢的倡議精力耗盡，來避免社會秩序變動。（Nora Berenstain 2016 “Epistemic Exploitation” in《Ergo》Volume 3, No. 22, 2016.）

認知的剝削很常見，女人得跟男人說明現在兩性依然不平等，原住民得跟社會上其他人說明他們依然受到歧視，移工得跟雇主說明為什麼國民身份不是某些差別待遇的好理由，同志得跟社會說明他們在動物學上實屬自然正常範圍，並且不會讓整個社會染上性病，也不會使人類滅絕。

認知的剝削在社會其實並不罕見。（圖片來源／Unsplash）

這些說明本身可以算是一種社會教育，讓人了解自己身處的社會有哪些待改進之處。但通常被社會期待要提供說明的人，不但不會因此有薪水拿，而且還陷於兩難：

1. 你通常有好理由不說明，因為這些說明的成本很高、成效很低。你很容易遇上惡意的質疑和不斷跳針的對手（關於這些情況，你可以參考上述關於女性、原住民、移工和同志的案例，回想一下多數社會反應）。要改變社會大眾的看法，總是緩慢而痛苦。

2. 然而，若你因此放棄說明，會讓自己的處境更糟：在這種情況下，你看起來根本沒有陷於不公平處境。你的沈默會成為證據，被你的對手拿去說明為什麼現況並沒不公平，女人、原住民、移工或同志已經不再受到歧視。

若社會逐漸認為月薪25萬的人真跟月薪3萬的人有差不多的煩惱，講得好像月薪3萬不算什麼低薪問題，那麼，月薪3萬的人或許會遇上女人、原住民、移工和同志一直以來面對的煩惱：受到認知剝削的煩惱。

被期待要求說明的人，往往陷入兩難。（圖片來源／Unsplash）

給有興趣進一步了解的人的補充：

認知的剝削可以跟哲學家弗里克（Miranda Fricker）的「證言的不正義」和「詮釋的不正義」一起理解。

在相關脈絡下，證言的不正義讓人基於偏見而不認為弱勢族群的說法值得參考，詮釋的不正義讓社會因為缺乏相關知識資源而難以理解弱勢處境，這些條件都使得認知的剝削更容易進行、更難解決。

在《知識的不正義》裡，弗里克呼籲人們培養「知識正義的德行」：若你難以理解某些族群的苦處，可以想想權力差距和社會資源的分配造成的影響。

相對地，考量伯倫斯坦「認知的剝削」的看法，我們則可以重新思考：相較之下，到底是弱勢有責任說明他們的處境，還是心有餘裕的一般社會大眾有一般性的責任去了解社會上的種種不公。

＊感謝鄭丁嘉、Huang Kevin、賴天恆和jj07給本文初稿的諮詢意見。

（本文為合作專欄，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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