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 使日本從外交侏儒成為國際領袖

2022-07-12 21:05 / 作者 陳家齊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猝然遇刺身亡,壯志未酬,但他留下的印太架構、日本再興的外交遺產,是當前仍在推動進行中的焦點主題。如果和另一個同樣創下長期執政紀錄的德國總理梅克爾一比,安倍的遠見與國際戰略架構擘劃,更是顯得突出卓越,充滿擔當。




圖片
安倍晉三。路透社




同樣身為二次世界大戰的侵略國與戰敗國,德日在戰後有著類似的發展軌跡,都以軍事外交收縮、追求經濟作為戰後的復興主軸。兩個國家可以說都是在相當程度上,以解除武裝的方式為戰時的侵略贖罪,同時也是把國防甚至外交「外包」給美國處理。



德國率先建軍,但冷戰結束後急速廢弛



但在冷戰時期,當時的西德由於身處面對華沙公約龐大軍力的第一線,很快就重建軍隊,當時建立了歐陸數一數二規模龐大的陸軍,豹式戰車、萊茵金屬公司的戰車砲,以及柴電潛艇,也都是出口各國的響噹噹先進軍武裝備。



相較之下,日本一直維持「自衛隊」的編制,不恢復真正的軍隊,對外也不出口武器,更不可能出兵進行軍事行動,直到冷戰結束後的波斯灣戰爭才首次「出兵」支援掃雷。日本人冷戰時期一直專心致志當個「經濟動物」,就算在「日本第一」的1980年代全盛時期,日本依舊常被形容為「經濟的巨人,外交的侏儒」。



日本成為經濟動物,長年被視為「經濟的巨人,外交的侏儒」



並不是所有日本人都願意過著這樣的生活,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岸信介一方面頂著國內壓力完成「美日安保」的架構,一方面也希望日本能夠邁向「正常國家」,脫離軍國主義罪惡歷史的桎梏。這樣的遺志由安倍來繼承,而他做得如此出色。



《外交事務》的安倍追悼文指出,安倍晉三是最早提出印太架構的領袖,而後成為當前美國推動的主軸。安倍見到中國日益擴張性的威脅,中國經濟發展後大量投入的擴軍,以及北韓開始發展核武,深感日本不能再像以前一樣作壁上觀,全把日本以至於東亞的未來交給「美日安保」來維護。他知道日本有能力肩負起區域防禦、維護區域和平,日本也不該繼續在防務問題上「搭便車」,必須勇於出面承擔責任。



安倍首倡「印太架構」面對中國與北韓核武的挑戰



相較之下,當了16年總理的梅克爾,其歐洲與對俄安全架構在俄國入侵烏克蘭之下是完全破產。在她治下,德國聯邦軍成為一個軍備廢弛,潛艇出不了港,戰機飛不起來,士兵沒槍要拿掃把進行演練的破敗局面。德國聯邦軍不情不願地因為北約的同盟義務,參加了美國與北約的阿富汗行動,但是聯邦軍在阿富汗的名聲,就是縮在營區裡烤肉喝啤酒,以至於肥胖問題嚴重,是完全無法打仗的廢樣。



梅克爾的安全策略就是在聯邦軍戰力毀滅下,寄生在北約架構,由波蘭、美國、英國等盟國幫德國擔負國土防禦責任,對俄國一面倒的綏靖,不斷擴大對俄國天然氣的倚賴,還放任德國前總理施若德成為俄國天然氣公司乃至於普丁利益的門神。她以為「經濟交往終致和平」,完全是一廂情願,對普丁的瘋狂與野心徹底誤判,讓德國成為防務上的歐洲病夫。在俄國發動二戰以來歐陸最慘烈的侵略戰爭時,德國完全束手無策,甚至一度呈現出希望烏克蘭儘快戰敗投降的姿態。「梅克爾外交」應被釘上歷史恥辱柱,她在這方面的歷史評價,可能只會比張伯倫、維琪略好一點。



推動國家正常化、軍隊正常化改革,安倍面對的國內挑戰一點都不小



和梅克爾的逃避責任、獨善其身相較,安倍勇於要讓日本承擔區域領袖責任的決心更是有雲泥之別。日本人長久和平安逸的心態並不會比德國人來得低,而在長年的「和平憲法」與日本數十年來視軍隊為禁忌的文化與體制下,安倍要帶領日本重新肩負起國際責任,承擔東亞乃至於印太戰略架構的重任,所面對的國內政治挑戰絕對更大。



這使得安倍在一開始似乎與極右翼走得太近。他2013年擔任首相期間打破禁忌,以首相身分參拜靖國神社,徹底惹惱了本應是安倍印太架構重要盟友的南韓。他對慰安婦問題一開始展現出的「修正主義」態度,更是讓南韓與日本關係降入冰點,中國則趁虛而入拉攏南韓。



修正與極右翼走太近的問題,安倍把建立印太架構視為優先



但是《外交事務》的評論指出,安倍很快就修正問題,他在慰安婦問題上再度進行兩次道歉,絕口不再提要修正1993年日本官房長官河野洋平承認慰安婦罪責的「河野談話」。之後,安倍也不再以首相身分參拜靖國神社,而是以奉納的方式供奉祭祀費,直到他卸任首相才再訪靖國神社。



與長年汙名化安倍的中國甚至台灣流傳的論述不同,安倍知道振興日本的國際領導力,並不是對舊日的日本帝國招魂,而是要面對日本在新世紀面臨的挑戰。他對日本戰爭罪責的態度很明確:日本做錯了,要承擔責任,但是日本戰後世世代代的新生代並沒有做錯事情,他們沒有義務「永遠道歉」下去,日本應堂堂正正以民主國家、正常國家、經濟科技大國的地位,聯合民主政體捍衛和平,反對極權侵略。



日本國家正常化並不是對軍國主義招魂,而是正視新時代的問題



要達成這樣的理想,安倍知道他不能不處理的就是日本憲法第九條規定的「放棄戰爭」原則,但他總計超過8年的首相任內一直無法達成修憲的目標。日本必須要有正常的軍隊,對中國與北韓的挑釁侵略行徑做出正常的應變,但是憲法第九條長年以來宛如戰後日本的神主牌,他只好在2015年以「擴大解釋」的方式修改安保法,讓自衛隊起碼可以常態性對盟邦進行支援性任務,進行「集體自衛權」。



安倍的印太架構另一塊不可或缺的拼圖就是台灣,他成為日本和台灣的中華民國斷交之後,50年來最「親台」的日本首相。這份外交遺產也成為美國甚至歐洲跟進的方向,美歐日益看重台灣的樞紐地位,「棄台論」、「送台論」聲音在美國外交圈愈來愈小,固然是美國自己的戰略判斷,但是安倍領先走出重視台灣的方向,最終在去年發表成為「台灣有事等於日本有事、美國有事」的美日台聯合命運體發言。



安倍重視台灣成為國際開始普及的潮流



安倍對於日本必須承擔國際領導地位的責任感與決心,在美國川普政府上台,突然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時展露無遺,安倍領導下日本馬上推出更新版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補上美國突然退出的空缺。日本沒有在那個關頭退縮重回孤立。安倍也在被視為「孤立主義」的川普當時出乎意料當選時,第一時間飛奔美國,以個人交誼拉住川普,讓美國留在印太的戰略架構,最後進而更成為川普政府內非常倚重的盟友。



這些政治遺產目前都還在進行中,但是痛失安倍這樣一位領導性人物,日本究竟能不能走完安倍擘劃的藍圖,現在成了問題。日本自己面對人口老化、產業僵滯、以及當前國際通膨高漲、全球暖化與能源安全互相矛盾的多重重大挑戰,日本民眾有可能選擇縮回舒適圈。但無論如何,他帶日本開創出嶄新的局面,迎戰挑戰的勇氣,在日本乃至於全球領袖中都是罕見的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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