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穩比經濟更重要 專家神預測:李強今年中國兩會將很不自在

2024-03-04 14:52 / 作者 國際中心
2023年3月10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左)、中國總理李強(右)在人大會議上。美聯社
中國「兩會」今天(3/4)在北京登場,中方宣布今年人大會議結束後,將不依往例舉行總理李強的記者會,是30年來首見。《日經亞洲》本月1日的一篇社論似乎神準預見了這個異常狀況,直指「李強在今年兩會將陷於一個不自在的情況」,中國首要目標是安全,而非經濟,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的角色可能比李強更重要。

《日經亞洲》這篇社論由美國智庫「亞洲社會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中國經濟資深研究員、倫敦伊諾多經濟公司(Enodo Economics)首席經濟學家楚列瓦(Diana Choyleva)撰寫,文章本月1日刊出,精準說中了中國總理李強面臨的處境。

楚列瓦指出,人大會議通常是中共向數千名省級官員宣達經濟動力和目標的機會,但今年,中國地方官可能聽到的是「話中有話」,暗示「安全」比經濟成長更優先,而這可能對今年經濟造成更多壓力。

「安全」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年來經常掛在嘴邊的詞,更傳統的說法是「維穩」。習近平2022年獲得中共總書記第三任期後,更加倍強調這件事。

對習近平而言,「安全」不僅是嚴格壓制民間騷動,還包含了金融、經濟、基礎設施的安全,這些都包含在北京政府要確保中國處於世界經濟舞台中心、中共繼續掌權的大概念裡。

然而,習近平對安全的關注,反倒阻礙了經濟發展,且還會繼續拖累今年的經濟,即使中國在今年人大會議上提出新的經濟成長政策。中國政府越來越嚴格監控具有創新能力的企業,民營企業家和富裕城市居民的鬥志漸低,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正在防堵中國滲入他們的市場和技術圈,外資逐漸撤出中國。
2023年3月1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左)、中國總理李強(右)在人大會議上。美聯社

楚列瓦提到,從總體經濟來看,還有其他因素正在削弱中國經濟發展,包含企業和地方政府留下的呆帳,還有製造業和基礎建設產能過剩,阻礙了其他投資。在需求面上,經歷新冠肺炎防疫封鎖的亂象、美其名「共同富裕」的財富再分配政策後,中國民眾對於消費支出變得更謹慎。

楚列瓦認為,各省官員消化了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訊息後,應該認知到現在要走緊縮政策,尤其是較貧困的省份,因為一些大手筆推出基礎建設來支撐經濟的通常是這些地方。該次經濟工作會議已經預示了本月的人大會議不大可能推出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

不過,中國經濟的束縛不是暫時的。楚列瓦指出,習近平的「安全」觀念裡包含了自給自足的概念,令人想起冷戰時期的封閉經濟,而不是推動中國過去40年來經濟繁榮的開放式貿易和資本流動,而中共一些抵制「過度市場化」的保守派正在藉由強調「安全」的必要性來反對西式的開放政策。

楚列瓦寫道,「『安全』代表永遠要遏止任何對黨國的威脅」,面對失業民眾、低薪公務員、買到爛尾樓的倒楣買家,黨國機構將會在政治控管上更加用力,一些國有企業也已經開始組建自己的武裝部隊。

維穩至上,蔡奇份量可能比李強更重

「安全」也代表金融和貿易機構都必須保持受中國掌握的特性,所有外國的參與活動基本上都是可疑的。楚瓦列預測,中國在2024-2025會繼續加強審查外國公司駐中辦公室員工的「間諜活動」,影響外國公司在中國這個不透明市場冒險行商的意願,畢竟中國人大常委會2月底通過的《國家秘密法》修正案範圍太廣,基本上只要黨說聲「是」,任何事都可以是間諜活動。
202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出席人大會議。美聯社

也因此,負責在「安全」和「經濟」之間做決策的人,可能不會是習近平底下那些有金融專業的官員,而會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政治局常委第五號人物蔡奇;蔡奇是個強硬的執行者,由他來權衡國安和經濟發展孰輕孰重,他一定會把手伸向維護黨國安全那一邊。

楚列瓦指出,蔡奇的角色更吃重,「會讓總理李強陷於一個不舒服的境地」,傳統上來說,全國人大會議開幕當天主要是總理的演講和各項經濟報告,李強要宣布的許多措施可能會延續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決定,也就是2024年的經濟任務是發展與安全並重,但是這個「並重」很困難,因為維持安全的機制本身就是有利於消除威脅、也消除了機會。

楚列瓦這篇在中國兩會開幕前3天刊出的文章似乎一語成讖。中國人民大會發言人婁勤儉今天宣布,在11日人大會議閉幕後,總理李強不會依往例舉行記者會,「未來幾年也不會舉行」,打破過去30年來的慣例。

而該篇分析文的最後,楚列瓦寫道:「這(發展與和安全並重)對投資者和企業代表什麼呢?代表在中國當前的政局氣候下,當事態嚴峻時,安全總是更重要。這就是各位可能在今年中國人民大會上看見的真正訊息。」

楚列瓦來自保加利亞,她創辦的伊諾多經濟分析公司網站對她個人介紹裡寫道,「要了解中國經濟,就必須先了解共產黨的思想」。冷戰時期,保加利亞受共產黨統治,與蘇聯關係密切,她在保加利亞的成長歷程、以及其後接受的西方經濟學教育,讓她成為少數深諳共產主義、也了解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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