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雯心理師｜碰到校園傳說中的「不自殺契約」，到底簽或不簽？

聽過這幾天在臉書上討論得沸沸揚揚，在個別心理諮商裡會出現的「不自殺契約」嗎？說實話，在大學從事諮商輔導工作十五年，我從一畢業起就擔任專任諮商心理師，（就是那種除了每週固定大量個別諮商與晤談以外，還要扛著許多在學校從沒學過的行政、核銷、公文...等各式庶務工作，再加上定期輔導追蹤高關懷學生個案，這樣的專任校園心理師），一直到我放棄這份正式職缺與那份起薪即等於天花板的固定薪資，成為一名專心做「個案個別諮商」，不再需要承擔過多行政庶務工作的兼任諮商師。我要誠實說：我從沒有在我的諮商室內拿過這份契約給個案！

所謂「不自殺契約」是什麼？

傳說中的「不自殺契約」，或又稱為「不自我傷害契約書」，是在國外行之有年，一種當個案在短期內有明顯自我傷害的疑慮時，用來預防他可能因為過度衝動，而造成自我傷害行為的作為。基本上，這份所謂的契約並沒有任何法律效益！但根據臨床研究，它被發現在預防個案衝動自殺的效果上，有一定的作用。為什麼？難道這契約書這麼厲害，簽一簽就可以自由選擇「想死或不想死」？

當然不是，因為它的功效是發生在簽署人（個案）與被承諾人（諮商師）的足夠互信基礎上。在彼此已產生信賴關係的大前提下，雙方充分討論後，也在彼此理解且保有真誠態度的氛圍下，這份明明沒有法律效益，卻彷彿有一點功效的紙上承諾，才有機會發生效用。

因為當諮商關係是穩固且雙方信賴的狀態，個案透過口頭承諾或文件簽署，或多或少營造出一種儀式感，提醒著他在自我放棄生命前，會有人掛記著他；而契約書上的文字，也可以再次提醒著他，生活中依然有不同資源能協助他。這份所謂的契約書，最終的用意，是為了喚起個案：除了自殺之外，面對生命可以有不同的選擇與出口。

這是一份提醒，而不該是規範

生活總有起起伏伏的時候，當闇黑籠罩生命，難免有想不開，不想繼續往下走的個案。而我雖從沒有親手掏出這樣一份文件，要求個案簽署（也要求不來！），但我知道我可以做的是在必要時，與每一位眼前的個案討論生命的各種出路與可能，努力的協助他們看見生命的迸裂之處可以有光亮。我在乎的，從不是這張可以使我免責的紙，而是眼前這個活生生的人。因為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從來就不是靠一張單薄的紙而被定義的。同樣的我更相信，任何一位受過專業訓練也遵守倫理分際的心理師、輔導老師、助人工作者，不論他的工作場域是在校園、醫院、或社區，也都秉著同樣態度與個案工作。

不自殺契約，從來就不該是一種規範，不是一種防堵！而是當個案已不再留戀人世時，作為最後一道微小又可能強大的溫柔呼喚。它更不該被視為一種免責或自保的手段。因此，我很難想像，當個案在沒有被足夠預備的前提，又缺乏任何清楚口頭說明下，會如何解讀這樣一份被送到眼前的文件？是強迫性的規範？還是溫柔的提醒？需要被理解貼近的個案們會不會被一次次地被推往更遠之處，隔絕於世？

同樣，工具本無罪，遺憾的是當它被不當使用之後所引發的效應，無法被理解的正向意圖被扭曲之後，又將會消彌多少專業助人工作者的熱誠與動力？

安全主義至上，究竟保護誰？

我當然理解，當校園內部分專業人員被安放在行政單位的位置，在過去曾經歷難以承受的指責與謾罵後，其內在的恐懼必然促使他把這些害怕轉化成被合理化後的自我防備，被視為風險管理的不得已手段。只要不理性的謾罵無法停歇，為了行政安全，自保心態就會一再浮現。而這樣的結果，便又是畫分出更多的「敵方」與「我方」之對立情境，也讓往後其他問題再次出現時，永遠只能變成二分法，形成「指責—攻擊—防備；再指責—再攻擊—再防備」的惡性循環。世界永遠只能被分為「加害者」與「受害者」，讓更多粗糙的「自保手段」一再出現。

校園，應該是守護學生的重要堡壘，這樣的守護，需要更多細心貼近與聆聽，核對與確認。當生活環境中總提倡安全至上主義，究竟最後受保障的到底是學生的生命？輔導人員的專業？還是其他考量？倘若沒有足夠的信賴機制，任何良善的初衷，都將造成將彼此推遠的遺憾。因為通往地獄的道路，有時也可能是善意鋪成的。

當校園行政安全凌駕於個案輔導專業之上，理應該最貼近人心的助人關係裡，就如同被迫埋下了「不信」的種子，結局恐怕只能看見被推遠隔絕的學生、被曲解獵巫的輔導老師、與難以看清事實的大眾...最終，造成三輸，沒有一方能被好好留下，而倘若如此，究竟被保護的又到底是誰？恐永難釐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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