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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走的故事詩/yanwu|面對重大刑案的義憤填膺,是民粹的宣洩,還是社會修復的集體動力?

    2020-05-06 19:02 / 作者 行走的故事詩/yanwu

    近日關於鐵路殺警案一審的無罪判決,激起社會的軒然大波,民眾群起痛罵承審法官,更對為加害人進行司法精神鑑定的醫師大舉「出征」,而政治人物從最相關的警政署,乃至於行政院長、總統都破例作出表態,也掀起了社會另一波擔憂,認為激動的民意,已經動搖司法、心理等相關單位的獨立性與專業性。


    重新思考與定義「大眾的角色」

    首先,應該肯定民眾們願意為事件表態,明確的站在受害者的一方,這樣的熱心即便鬧哄哄,也總比社會集體冷漠忽視來得好多了。重大的創傷事件,不只對於受害者與家屬造成身體與心靈上的傷害,更截斷受害者與他人的連結,彷彿被黑暗籠罩而孤立無助,這時候社會大眾願意挺身而出,就能集結成一股支持的力量。

    近日鐵路殺警案一審獲判無罪,引起各界討論。(示意圖來源/Unsplash)

    於是應該進一步思考:「大眾對於創傷修復、倖存支持的意義」

    大眾接收到重大事件的資訊時,第一個反應往往是憤怒與悲傷的,路見不平的義憤,形成強大的集體意識,卻常常淪於對第一線專業人員、特定單位的出征,偏偏制度總是專業而複雜,民意的沸騰壓扁了理性討論的空間,專業與社會的對話更無交集,制度的脈絡與缺漏反而難被釐清、核對與討論,最終隨著熱度散去不了了之,而類似事件發生後,又聚集起來出征同樣的問題。



    我認為,專業並非是一道不容質疑的高牆,更不是上對下「我說了算」的權威統治,大眾用自己的語言、自己的理解找出問題、提出呼籲,反映了社會的直接觀感,大眾保持理性更能創造出更有建設性的討論,像這次就有「專責鑑定單位」「多方心理衡鑑」的議題被拋出,但還有許多如「基層員警公安問題」的討論在一片聲討中埋沒了。



    隨著社群討論的熱度逐年升高,越來越多相關領域的從業人員,著手將「專業知識」處理成普羅大眾都能親近、理解的「知識基礎」,如這次事件中,許多第一線的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社工,願意出來用平實的話語解釋司法精神鑑定、心理衡鑑的運作機制,或針對精神疾病、病人、家屬之間的狀況與困境做出說明,或如法律白話文、司法院粉專等單位,也都仔細而淺顯的說明案件中的法律條文、法理知識。



    這些「知識普及」的說明,是促進民眾與專業領域之間對話的重要途徑,是讓社群討論從高「熱度」,轉變為「成熟」的重要歷程,而群眾在這裡的角色,便是一同集思廣益的發想者;但專業人員也必須去理解的是,大眾很難也沒必要將自己的想法轉變為「專業的說詞」,於是更考驗專業人員是否有敏感度,去把群眾直白的聲音歸納統整為具有建設性的參考。

    「但我就是很生氣啊」——即便隔著螢幕,我們可能也受傷了

    冷靜、理性說來簡單,但真正要靜下來卻發現很困難,對於重大社會事件激起的情緒翻湧,不論是悲傷、生氣、仇恨或氣餒⋯⋯即便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但很多時候,隔著螢幕、接收媒體的二手資訊,我們卻也跟著受傷了。



    這些替代性的創傷很不容易被察覺,尤其是作為被媒體傳播的大眾,我們受傷的不舒服感,可能不比第一線工作人員強烈,於是我們只注意的伴隨而來的強烈情緒反應,並讓情緒主導接下來許多義憤填膺的行動,也導致冷靜面對的困難。



    所以作為大眾的我們,如果發現自己在閱讀過重大社會事件的資訊後,情緒一直無法緩和,除了尋求專業的心理支持之外,也可以透過實際的行動,如「獻花」、「寫信致意」、「free hug」等自發性的行動,不只遠遠的給予受害者支持,也能療癒一同經歷創傷的社會,形成第一步的社會集體修復,讓大眾成為創傷的修復因子。

    人們也會因為重大事件而情緒起伏,甚至心理受傷。(示意圖來源/Unsplash)

    「讓大眾成為受害者的後盾」——社會的集體代償

    重大事件發生後,社會對於司法制度的許多質疑,先不論立場,都突顯了從「創傷發生到加害人賠償/矯治」是一段漫漫長路,更讓人覺得正義遲來;而加害者的狀況各不相同,有時候也會出現加害人無力賠償、死亡,或如此次殺警案加害人被判定為無行為能力,以致受害者、民眾皆認為判決結果與期待落差。



    值得思考的是,「正義」並不全然由對加害者的制裁來彰顯,而且也沒有任何一個加害者,是真空於社會脈絡的,於是,社會如何扮演「代償」的角色,是最實際也最迫切去面對的課題。



    首先,大眾必須先思考「社會的責任」為何,去看見個人之外,結構性的社會問題,並思考其中的缺漏與可以彌補的方法(舉例來說:在性暴力事件發生後,應該檢討文化中長期對女性的物化,如何助長了強暴的危險情境)。大眾必須意識並且肯認到過去社會支持的不足,並願意在事件發生後發起討論、改善與行動。



    而社會也應該投入對於受害者的保護,這些年越來越多人發聲,希望制止媒體對受害者的過度打擾,這背後突顯的是「群眾與當事人的界線」,每個受害者及受害者家屬,都有自己面對創傷的步調、方法與態度,大眾應給予足夠的空間,並且接納受害者的表現。



    大眾能進一步協助受害者的需求,如發起捐款、提供資源援助;或發現重大案件的發生,源自於複雜龐大的結構性問題,也可以發起倡議、社會運動,來督促當權者改變,讓更多的民眾意識到社會的責任所在,在這個過程中,群眾成為創傷修復的行動者。



    面對重大社會事件,社會大眾有動力給予受害者支持,這是非常重要的修復力量,期望在一次次的事件中,讓我們用更多的思考與對話,將義憤填膺的憤怒,轉化為集體修復的療癒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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