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報導】指導教授、實驗室成過來人「集體創傷」…理工碩士生為何不敢逃？

北科大碩士生疑遭指導教授刁難而輕生，事件曝光後捲起千堆雪，儘管真相仍有待調查，然而卻已經在網路上激起碩班過來人分享遭到各種不公對待的「集體傷痛」；指導教授掌握學生畢業生殺大權情況下，濫用、壓榨助理並非新聞，更常見教授要求助理回捐薪水等案例，而實務為何大家不逃？

目前，各校雖都有更換指導教授機制，然而在理工領域，由於研究成果高度綁定實驗室、教授計畫，更換指導教授往往代表學生必須「淨身出戶」放棄已有成果，形成無形的阻礙。學者、第一線學生團體呼籲，包括明訂學生助理制度保障、提升自我救濟意識，以及加強扶助資源都是解方，而從根本之道，更應該加強對大學的監督，避免大學自治再度淪為陰暗面的保護傘。

台北科技大學日前傳出憾事，「一位北科的研究生、我的朋友走了」，5月19日，一名學生在Threads平台上貼出貼文，指出朋友因遭到指導教授長期刁難而輕生，指出指導教授不斷變換論文方向，更讓他在清明連假連續2、3天熬夜趕工，最後依然繼續刁難。對此，北科大表示，該教師涉及教學與非急迫性指導工作一律暫停，目前已啟動調查。不過，之後有多名畢業生發文力挺教授，指出老師雖然嚴厲、給人壓力大，但是都是合理的嚴格要求；不過同時也有人質疑，這些說法是倖存者偏差。

北科大憾事各執一詞　喚起不少人慘痛經歷

走出個案之外，這起事件也喚醒許多研究所畢業生的集體創傷。不少網友紛紛回憶，遭到教授霸凌、剽竊研究結果的慘痛經歷。也有人談到過去常被以研究為名義，被迫幫教授處理各種雜務，甚至當人頭助理回捐薪水等。同時也有人提到，即使受不了要「認賠殺出」，目前程序上，更換指導教授須獲原教授同意，涉及校內人脈、資源等，其他老師若是擔憂得罪原教授，也未必敢接手，形成惡性循環。

現行制度雖可更換指導教授，但實務上困難重重。圖為示意圖。李政龍攝

北科大學生會後續的發文也指出此事。他們在聲明中呼籲校方共同落實三項措施，包括實驗室工時預警機制、針對「學術指導與實驗室關係」建立獨立申訴管道，以及指導教授評鑑與更換機制。

北科大學生會透過文字告訴《太報》，目前指導教授的更換須原教授與接任教授皆同意，可能造成學生承受較大壓力，但也會牽扯系上是否一定有可接任教授，以及系上教授間的資訊流通，是否有造成二次傷害可能性，會是推動的方向之一，但仍在思考完善的可能。

指導教授獨尊一人　學者籲研究助理權益應有規範

研究所的師生關係是師徒制，這是目前許多問題的癥結點。前東華大學法律系教授、高教工會副理事長張鑫隆指出，學生完成論文後的學位審查，基本上完全掌握在教授手上，即便學生認為自己寫完，能否送審、畢業皆掌握在教授手中。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多數學生不是更換指導，否則就是休學放棄，尤其相對於文科多是獨立作業，理工科學生的論文，往往本身就是教授計畫的一部分，高度仰賴實驗室設備、成果，如果關係破裂，學生幾乎只能認賠殺出，因此在法治層面，他指出，重點還是要回到研究助理的規範。

助理的勞動權益歸屬，早在十多年前就有歷經過一次爭執，學生兼任助理、工讀生是否應納入《勞基法》。教育部2015年提出「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將校園內的兼任助理拆分成學習型、勞雇型，勞雇型助理是僱傭關係，依法應加入勞健保，學習型助理以「學習為主要目的」，無須加入勞健保。



但張鑫隆指出，實務上學習型或勞動型有許多灰色地帶，教授交代學生的工作，有些是勞動但也帶有教學性質，反之亦然。當然目前勞動部、教育部有共同指引，也可以依照《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校園霸凌防治準則》救濟，但他仍認為關鍵要透過勞動法規劃清規範，考量到研究生常有要半夜、長時間連續監測的需求，可以透過類似非典型工作的角度來設計。「關鍵是要承認這樣的勞動型態，透過制度設計，把它的極限清楚劃出來」，才能讓學校、教授有所依循，而非像現狀一樣混用學習型、勞雇型助理。

張鑫隆表示，目前來說學者被聘用為教授後，就取得了運用研究生人力的權力。但實務上，目前沒有任何的職前或相關管道，讓教授學習怎麼運用、管理人力，或者知道指導、霸凌等行為的邊界，相關倫理原則當然要有文字規範，或比方性平講習，但缺乏系統性讓教授學習瞭解。「也不會有人說要去教導教授，通常是我碰到問題了，才去尋求了解。」

對於教授掌握過多權力，張鑫隆也認為，應該重新思考學位取得方式。美國有所謂修課型法學碩士（Master of Law,LL.M.），讓就讀者可以專攻領域的法學，不用寫論文，只要修滿學分，由老師認定即可得到學位。也就是說，學生能否畢業的控制權是在每一堂課老師身上，而非單由指導教授獨占判斷，這是可以思考的模式。



孫文良曾任教高科大、崑山科大等多所學校的資工、電機類系所兼任講師。他指出，研究生遭壓榨的情況在業界並不罕見，不少實驗室都會設立公基金，要求學生回繳助理費，甚至建立私人帳戶用於聚餐。學生因為被教授掌握畢業權力不敢檢舉，而在大學自治的前提下，教育部難以插手管理，校內教師彼此不敢互相得罪也難以制衡，社會對文憑與學歷過度糾結，導致了教授權力無限膨脹，掌握學歷生殺大權可以予取予求。他認為關鍵是要強化外部監督，比方透過《大學法》的修法，此外透過學生會監督也是可行的方式，但學生會在台灣不算太普及，同時缺乏對實務及制度的瞭解，要有制衡功用仍有實際困難。

師生分手阻礙多　學團籲學生瞭解救濟管道

指導教授與研究生如何互動、糾紛如何解決，並無統一法規。各校多訂有自己的互動準則，且大多都有規定，若學生欲變換指導教授，但原教授不同意時，系所應召開協調會解決。此外有些學校也會透過學生會、研究生協會居中協調。

台大研究生協會會長莊智程便以協助台大學生經驗指出，實務上換教授本身不難，麻煩的是後續研究成果歸屬。「如果是在實驗室、拿老師的經費做研究，通常實驗成果就是歸老師，就等於要放棄掉之前的研究成果」。而會找上研協的案例，通常都是已經「認了」，寧願換題目重做，也有蠻多學生會先找好新教授，確認有辦法換成才提出解除。



莊智程也分析，通常會更換指導教授的樣態有兩種，第一是可能老師給同學的壓力很大，學生除了幫老師做計畫，還可能要負擔報帳等雜務；第二種則是互動、溝通模式不合，有些老師比較嚴格，因此學生害怕找老師。實際上台大研協會就幫助過不少案例，有學生因每次去找老師都會被罵而產生陰影，越來越少找老師，有因此在研究上出現問題，陷入惡性循環。

他認為這類案件要協助，困難在於人際互動的難以介入。「同學也不會每次跟老師講話都錄音」，往往都是雙方各執一詞，最終結論往往是既然已經鬧僵，不如解除指導關係。對此，他呼籲，學生要有權利意識，知道自己其實有救濟管道是很重要的。

碩班生活易孤立　諮商師籲：強化研究生輔導機制

制度性的救濟管道重要，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的求助管道，也是另一個需要關注之處。

諮商心理師全聯會理事、淡江大學教師胡延薇指出，在大專校園裡研究生使用輔導資源的情況其實偏低。一者目前研究所是由系主任擔任導師，但真正接觸學生的是指導教授，然而指導教授可能認為自己只要注意學生的學術就好，而造成制度上的空洞。

研究生的校園生活狀態和大學不同，往往也容易形成孤立狀態。圖為示意圖。李政龍攝

胡延薇指出，研究生在生活形態上不若大學部，同儕人數較少，不少人還有兼職，往往上完課就離開學校，彼此聯繫程度較低，因此互相關懷、轉介的比例也低。再者，根據全聯會2024年的調查，大專學生有高達8成未使用心理假，他們也發現，研究生容易背負自我及社會期待，「會擔心如果請了心理假，人家怎麼看我？指導教授會不會有負面看法？」也更傾向自己往外尋找協助，此外，如今研究所生態和過去不同，很多人是為了就業需求，因此希望趕快畢業，因而給自己設下時間壓力。

胡延薇表示，實務上指導教授不見得會教學生怎麼寫論文，目前也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系所，專門開課教學生寫論文。她則建議，可以考慮增加專門給研究生的新生訓練，可能是考慮各校系所合辦，訓練內容含壓力調適及論文撰寫方法，讓他們可以知道研究所的上課方式、學習型態和過去不同。

研究生們對指導教授、實驗室的集體創傷，或許讓人聯想起半年前，台師大爆發女足隊抽血案，同樣也揭開高等教育的陰暗面；研究與教學、教師與學生間的模糊地帶裡，仍有不少地方亟需更完善的制度保障，而這也有賴更多人被喚醒意識，願意更全面進行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