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
May 10, 2020
周維毅專欄|論民主與極權:如何和高中生談法西斯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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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10, 2020

每一次高三課程進入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學生總是特別感興趣,高度專注的模樣令人印象深刻,今年也不意外。

和學生談法西斯主義,我用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在TED上的一場演講「Why fascism is so tempting -- and how your data could power it」作為開場,帶學生認識「國家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差異,讓學生理解法西斯主義中的唯一真理——國家利益至高無上。

比方說,法西斯主義者如何評鑑藝術? 衡量標準只有一種: 如果電影是為國家的利益著想, 它就是一部好電影; 如果電影沒有為國家的利益著想, 它就是一部爛電影。 

同樣地,法西斯主義者如何決定在學校要教孩子什麼內容? 答案很簡單,不論你教孩子什麼, 只要對國家有利就對了,真相完全不重要。 

「你以為現代社會不會再出現極權了嗎?」

接續,我和學生介紹電影「惡魔教室」(The Wave)的劇情,那是一則改編自1967年美國加州的真實事件,Rainer Wenger是一名教歷史的高中老師,他帶學生做了一個大膽的實驗,由他扮演極權領袖,學生們必須服從他的命令。

他們建構共同的口號、制服、標誌、行動,藉以區別「誰和我們是一夥的」。制服消除了每個人在服裝上的差異,型塑團體認同的象徵,也同時抹煞個體的獨特性。當有人不願穿上白襯衫、不願做「愚蠢」的手勢,則被視為異己分子摒除在外。

班級中的一位同學Tim,出生於優渥家庭,卻嚴重缺乏關愛。曾買毒品送給吸毒的同學,不過是想得到朋友。他熱烈投入了這場實驗,更從中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和自我價值。

「極權的可怕,正因爲它如此誘人。」

「浪潮」組織的故事,隨著後續情節的發展逐漸失控,也是電影令人震撼的所在。我們無法理解加入極權組織的人是怎麼回事,只能用「邪惡」來描繪他們的外在行為。

但是,當原先充滿疏離感、缺乏自我價值的人們在極權組織找尋到團體中的相對位置,無分你我、共同創造團體榮景;被崇拜的領袖因為逐漸膨脹的權力與虛榮心,也得到一個令人著迷的舞台。你覺得極權不會再回來嗎?

反民主的前世今生

讓學生看過「惡魔教室」的影片後,接著切入法西斯主義對民主政治的批判,他們批評民主太強調個人自由和權利,有礙國家團結。此外,管理國家是菁英份子的天職,並非庸俗愚眛的平民所能承擔。但是,民主錯了嗎?在極權世界的論述是如此,那當今社會呢?講到這裡,當然值得引述Jason Brennan在《反民主》(Against Democracy)一書中所提出的觀點。

這本書的論調並不是反對民主、支持威權,而是帶領讀者思考「每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民主存在極高風險做出錯誤的決策,他提倡以知識菁英制取代現有制度,讓政治知識較高、政治資訊較多的人們有更多機會參與選舉和公共政策。

但是,如果我們將權力託付給一小撮人,真的能確保其產出適切、正義的決策嗎?有豐富政治知識的菁英必然適任嗎?他們會不會制定了只對特定群體有利的政策?若不讓每個人都擁有一票,那麼「沒有選票」的人們是否淪為次等公民?

回過頭來思考,民主雖存在許多治理難題,每天總會針對多種議題進行漫長的討論,但是當我們覺得領導者不適任時,卻仍能透過公平、公正的程序汰換領導者,並展現人民的集體意志。而且,除了民主制度,恐怕就難有此種設計。

所以,我們的重點究竟是思考哪些人該擁有更多權力參與決策?還是如何提升公民素養,讓更多人能夠具備一定的政治知識和價值判斷的能力?

民主、極權和「反民主」之間的對話,帶給我們的省思是什麼?

我認為,當全民普選制已成為各國所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現階段就不存在剝奪人們政治權利的可能。那麼Jason Brennan帶給我們的啟示是:民主深化,我們必須深耕公民教育,透過教育讓更多未來公民具有理性思辨公共議題的能力,不僅僅是投票而已,還要讓人們願意和持相異觀點的人們對話、尋求共識。我相信,當我們孕育愈來愈多具有公民素養的公民,才能更接近理想的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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