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
Feb 20, 2020
「身為中國人就要說中文,否則掛狗牌、罰錢!」台灣在黨國教育下,那些備受歧視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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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 20, 2020

人們總是以後世的高度回顧歷史。


所以今天任何人都知道日本統治台灣始於一八九五年,經過半個世紀後於一九四五年結束乃不爭的事實。

可是生活在該時代的人們對於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的結果、台灣的歸屬將產生如何變化,誰也無法料想得到。豈知因為日本的戰敗,讓好不容易當上日本人的自己又得面臨改為中國人的命運。

日本的「投降」帶來台灣的「光復」。究竟台灣人是戰勝還是打了敗仗呢?以日語接受教育,幾乎沒學過任何漢語知識的多數台灣人,似乎一時之間還無法進入狀況。由於太平洋戰爭末期,台灣各都市遭到聯軍空襲,戰爭結束當然是大多數人的希望。

可是考慮到決定割讓台灣的馬關條約為正式的國際條約,堅信不移地認為台灣是日本永久領土的人們也不在少數。畢竟殖民地獨立成為世界潮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有的事。

  • 1895年清朝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對來自中國的外省人而言,日本放棄的台灣屬「戰利品」

原本簽締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的滿清政府於一九一一年被孫文發起的辛亥革命給推翻,翌年成立中華民國。

中國經歷五四運動後才開始實施國語(以北京話為基礎的標準語)教育。不過當時的台灣已屬日本領土,台灣人沒有學習說中文的機會。一切近代化的洗禮都是在日本統治下以日語接受的。

日本人遣返後留下的職缺和住家,陸續被來自中國大陸的國民黨相關人士接收。在侯孝賢執導的自傳電影《童年往事》中,男主角的父親受到當時任台中市長的老同學邀約,從中國大陸渡海來台當教育局局長。

  • 侯孝賢執導自傳電影《童年往事》。(圖片來源/IMDb)

看在來自中國的外省人眼中,日本放棄的台灣是他們的戰利品,所以可隨他們高興瓜分。

根據某作家的說法,以國民黨官僚身分登陸台灣的親戚在路上看到喜歡的住家便將名片貼在大門上,那就是接收的意思。看到為所欲為的外省人,台灣本省人知道在新祖國中華民國的台灣省裡,自己再度被打上二等國民的烙印。

朋友說:「祖父花了一生成為日本人。長年任職公學校成為教務主任,最後當到副校長。看見當年照片裡的他,一身小立領的文官裝束很是帥氣。然而戰後國民黨從中國進來後,卻因不會說中文的理由遭到左遷。

台灣社會受到中國大陸內戰的影響,物價開始節節高漲。加上公務員的貪汙瀆職一再發生,友人家裡用「阿山」蔑稱國民黨系的外省人。隨著阿山的變本加厲,眼看著庶民的生活比起日治時代每況愈下。接著因為戰後一年半就發生二二八事件,造成台灣社會之後長達半個世紀的分裂狀態。

黨國教育:中國人應該說中文

儘管朋友的父親國籍變成中華民國,國語變成了中文,但他和同世代的朋友之後仍繼續使用日語交談。小他三歲的母親戰爭結束時是小學低年級生,固然會說日語,但沒有父親那麼流暢。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之久,戰爭結束時對台灣人進行的同化已接近完成。儘管如此,日本撤退後始終持續說日語也只限於一九二〇年代到三〇年代前半出生的世代而已。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身為第一位本省籍總統的李登輝。

當時一個班級有五十名學童,其中外省人只有五、六人,大多是公務員和警察的小孩,住在日本時代的公家宿舍或駐在所。雖然上課期間使用中文,在學校裡也禁止講日語和台語,但放學後孩子們的世界則是充斥著摻雜日語的台語。

「像是撲克牌的名稱、朋友之間的綽號等還是用日語說,如今回想當時並沒有意識到說的是日語。儘管日本人已不在台灣了,毋庸置疑日語文化直到一九六〇年代仍然是台灣文化的一環。」

祖母直到過世前都持續用片假名寫日記。朋友從小在那樣的家庭中接受充滿關愛的教育,但是到了小學升上中學時,受到國民黨主導的「黨國教育」感化,便開始確信「中國人應該說中文」

  • 日語文化到1960年仍是台灣文化的一環。(示意圖/Unsplash)

「那是洗腦教育的結果,為了將台灣人同化成中國人。我是優等生,自然十分想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加上我又是班級幹部,既然校規禁止說方言,一旦發現有同學說台語就會出聲制止,罰他們在胸口別上『我不說方言』的牌子。有時還會罰錢。結果我太自以為是,居然在家中對父親說了那句讓我永生追悔的話。」

說到這裡,朋友突然止不住嗚咽而沉默。不久才又難掩寂寥地接著說下去:

「我居然說出『不要說方言,身為中國人就要說中文』。結果父親以平靜的口氣回應『我以出生為台灣人而驕傲』。」

經過這件事,朋友開始對學校所教的內容產生懷疑,也開始涉獵各式各樣的書籍,包含祖母為他奠定日語基礎的日文書。

有一天他去造訪當過日軍少尉的二伯家,發現滿滿一書架的日本文學作品,其中有島崎藤村(譯者註:一八七二—一九四三年,日本小說家、詩人。)的《破戒》。《破戒》主角來自受歧視部落,小說描述了他的苦煩惱悶與決定公開身世的心路歷程。

「那可是藤村呀!是《破戒》呀!我才驚覺原來生為台灣人這件事是多麼讓二伯深感苦惱。當下我很受衝擊,而更讓我受衝擊的是二伯的孩子們,也就是我的堂兄弟們居然沒有人看得懂日文,所以他們完全無法理解自己的父親讀過什麼、因何而苦惱,雖然明明家中有一整櫃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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