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
Mar 27, 2019
我們與惡的距離有多近?台灣 VS 日本媒體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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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27, 2019

《我們與惡的距離》編劇呂蒔媛在撰寫劇本前,曾做過大數據分析及大量田野調查,發現一件驚人的事實──無論是被害者家屬、加害者,甚至是醫師或律師都提及「媒體傷害很深」。這也點出台灣的媒體生態和產製結構的問題:媒體老闆、新聞工作者、閱聽眾之間的層層糾葛,決定了你我間與惡的距離。

  • 媒體亂象,究竟如何造成的?圖片來源╱inmediahk  by Flickr CC0 Licenses

台灣近年發生不少駭人聽聞的隨機殺人案件,如鄭捷案、小燈泡案,在短時間內電視、報章雜誌、網路社群上大量充斥相關報導,社會集體陷入憤怒和恐懼的情緒。

這樣的情緒,來自民眾無時無刻可在新聞上看到各種渲染、汙名化的標題,如「鄭捷父母坦承:是宅男愛玩殺人遊戲」、「兇嫌是33歲失業宅男」、「兇嫌瞪人慘遭民眾怒毆」。甚至,可輕易透過電視目睹各種家屬哀淒的情緒、兇手移送看守所等混亂畫面,短時間內一再播放。

一名新聞資歷10多年的前社會記者阿宇這樣形容:「這就像寫劇本,一個故事裡有壞人、有好人、有衝突、有原因,細節越多就會好看,收視率或點閱率就會衝高。」

媒體亂象都是記者的錯? 原因比你想像還複雜

阿宇過去在主流報紙、電視媒體主跑社會新聞,也有網路媒體主管的經驗。談到台灣的「媒體亂象」,他嘆了一口氣說,媒體環境差,第一線記者在這樣的結構下,也是被壓迫的一群人。

網路發達,即時新聞興起,記者在緊迫的時間壓力下,被逼得只能先求快,往往一看到警方拉封鎖線、看到凶器和血跡,跑馬燈和即時新聞就得立刻出去,「如果你5到10分鐘就要做一條新聞,在這樣的時間壓迫下,還能好好查證嗎?」

媒體在案件發生後,往往會在短時間內大量產製新聞。阿宇形容這像「搶生意」,第一時間總是消息很亂,會有人寫得天花亂墜;但也是有謹守本分的記者,即使面對時間壓力下,仍兢兢業業描述事實,即使那看似非常聳動。

阿宇無奈地說,沒有一個記者願意「腦補」新聞案件,或是使用過度渲染情緒的方式處理新聞,但是往往點閱率最高的都是那些「兇狠辣」的標題和類戲劇式的新聞。電視台往往也習慣在新聞最後20秒「下結論」,帶入主觀意識,夾敘夾議,批判加害者。

  • 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有很大一部分在討論媒體如何呈現社會案件。賈靜雯飾演電視台主管。照片╱公視提供

殺人案件原因是什麼? 答案沒那麼好找

不過,阿宇分析,媒體容易「傷害」人,是新聞往往需要「歸因」。震驚社會的殺人案件,民眾總急於知道為什麼?可這個問題,不容易有解答。阿宇強調,一個社會案件的發生,背後牽涉到社會結構、犯罪心理學等複雜層面,幾乎不可能在第一時間就知道原因。可第一線記者常背負著主管的命令,「記者不可能跟主管說:我不知道原因。最後變成記者只好去『生』出犯案的理由。」

此時,貼標籤是最方便、也最快速的方式。當年媒體用各種明示、影射的方式,直指鄭捷犯案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是宅男、喜歡打電動、喜歡看殺人小說。然而這些有多少是事實,又有多少是鄭捷真正犯案的理由呢?這對一般社會上已常被汙名的「宅男」,又會造成多少傷害?阿宇又嘆口氣:「這就是我們媒體做不好的地方。」

「媒體環境真的很扭曲。」阿宇解釋,現在媒體營收狀況每況愈下,經營只依賴點閱率或收視率,多少人看這則新聞,會影響廣告商如何下廣告。若真要「堅守媒體道德」,點閱率一定低,導致收入差,「這就像和魔鬼的交易。記者能不能守住自己的底線?還是要寫誇張偏頗的新聞,去換取點閱或收視率?」

媒體人都知道,無論內容品質如何,標題能吸引人就「成功一半」。阿宇說,台灣網友愛看又愛罵,這些收視或點閱哪裡來?就是來自於這些網友、民眾。只要夠狠夠辣的標題,點閱率可以差到10幾倍,甚至幾千倍,「要說媒體爛,其實網友也是共犯結構之一。」

日本查證嚴謹 深怕傷害媒體公信力

離台灣不遠的日本,一樣也面臨點閱收視壓力。然而,媒體自律和未審先判狀況,卻幾乎不存在。

新聞資歷20多年的日本資深記者佐藤直言,日本媒體查證非常嚴謹,對於嫌疑人的寫作也須注意成年與否、是否有精神病史,只要與事實不符,或稍有不慎寫錯字,會嚴重影響媒體的公信力和品牌形象,「這和台灣非常不一樣,台灣媒體好像不太在意。」

佐藤是駐台日本記者,在台生活多年。他觀察,台灣媒體報導時喜歡使用煽動性的字眼和方式,並且總是在短時間內用近乎鋪天蓋地、「洗版式」地產製同一事件的新聞;但過了一段時間後,卻沒有持續追蹤並深入報導,包括檢討社會出了什麼問題、彌補社會安全網破洞的方法等。「一旦發生了新的案件,好像就沒人記得之前的事件一樣⋯⋯。」

同樣無差別殺人案 日本媒體是這樣處理

佐藤說,日本媒體在新聞寫作上就十分嚴謹,包括嫌犯若有精神病史、或是未滿20歲的未成年人,就不能披露照片或姓名。用字遣詞則考量受害者家屬的心情,也會使用中性及中立的字眼,避免損及受害者的名譽。

日本在2008年發生秋葉原無差別殺人事件,震驚社會。佐藤說,當時日本媒體報導方向主要想從社會面探討,為什麼這個嫌犯對生活不滿意?兇嫌被公司開除、找不到女友、遭受網友抨擊,對社會絕望,產生仇恨感。當代的年輕人一樣面臨同樣的問題,金融海嘯發生,不容易找工作,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犯罪行為發生?「產生這樣嫌犯的社會,也有很大的問題。」

在網路時代,難道日本媒體就沒有點閱率和時間壓力?佐藤笑說,當然有,日本的主管要求很高,又要查證正確,又不能寫錯,更必須在短時間寫好,「錢很難賺耶。」不過,佐藤強調,如何使用中性的詞彙,下一個能吸引讀者的標題,這非常考驗記者或編輯的功力,「謹慎還是最重要的,不能傷害被害人。」

若是想要拉遠我們與惡的距離,也許除了媒體自律之外,更可以從自身培養媒體識讀開始:拒絕點閱、觀看那些所謂「爛新聞」。如同日前紐西蘭恐怖攻擊發生後,紐西蘭總理賈欣達・阿爾登(Jacinda Ardern)的立場:「恐怖行動目的是要出名,我懇求各位,談談那些罹難者的名字,別談那個奪走他們生命的人。在紐西蘭,別想要我們提到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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