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新冠肺炎

趙恩潔專欄|疫情是一種社會關係

  • 更新2021/02/01 03:43
  • 發布2020/07/17 11:08
  • 作者/ 趙恩潔
  • 撰文/趙恩潔 本文為合作專欄,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立場

全球疫情半年多來,國內外常聽見兩個問題的探尋:科學防疫的技術發展是否能趕上疫情的蔓延?國家與社會...

全球疫情半年多來,國內外常聽見兩個問題的探尋:科學防疫的技術發展是否能趕上疫情的蔓延?國家與社會的作為是否能有效回應疫情的挑戰?這兩個問題,其實都可以用一句話來表示:防疫與政治的關係。

蘇珊. 桑塔格是美國重要的思想家,其著作《疾病的隱喻》對美國社會影響深遠。(圖片來源/Susan Sontag臉書)

戰爭作為防疫的譬喻,即使是最權威的科學家也無法避免

在這次全球防疫期間,不論是避開大規模死傷的地方如台灣與紐西蘭,或者橫屍遍地之處如歐美,基本上都無法繞過經歷「戰爭作為防疫之譬喻」的過程。戰爭作為防疫的譬喻,即使是最權威的科學家也無法避免。

科學雜誌今年五月份裡頭有一張插畫,正描繪了戰爭的景象。一排穿著手術服與臉戴口罩的醫生,手上握住一支支神似飛彈、填滿疫苗的針筒,對準已被團團圍住的敵人,一顆如帶刺星球般的新型冠狀病毒。

表面上,這似乎是全球科學團隊能做的最合理之事,當前的首要之務,也是這場全球疫情公認真正唯一有效的救星:研發疫苗。

是天災,還是人禍?疫苗真的是我們的救星嗎?

然而,疫苗真的是我們的救星嗎?在期待疫苗被研發出來的同時,我們呼籲「防病毒,不防人」,希望「讓醫學歸醫學、社會歸社會」,彷彿只需要了解一個客觀的病毒,研發一個未來的疫苗,這一場惡夢就能徹底結束。

這種醫學與社會可以相對輕易切割開來的論點,其實在桑塔格疾病隱喻論的挪用中相當清楚。然而,過於素樸的科學主義本身忽略了,如果不是人類長久以來的生活方式,人畜共通疾病不會發展至此。如果不是起初的隱匿,全球浩劫也不至釀成。換言之,疫情本身的組成就有極高的社會成分,使得天災與人禍的劃分難以適用。

台灣社會害怕被併吞的慾望強烈,而對於SARS記憶的恐懼同樣強烈

有了這層了解,就更能理解像台灣與歐美所面臨的截然不同疫情

在台灣,對疫情的抵抗,本身也同時是一種政治認同的展現,一種對中國的抵抗。台灣社會害怕被併吞的慾望強烈,而對於SARS記憶的恐懼同樣強烈。正是過往的醫療記憶與主觀的抗中因素,使得全國上下傾注人力物力,只求擋下瘟疫。相反的,歐美起初表現出自我優越的種族主義,錯估而認定這場瘟疫僅亞洲專屬。他們毫無備戰就遭受大軍來襲,以至於敵人長驅直入而死傷慘重。等到開始反擊時,醫療裝備捉襟見肘。歐美的病毒並非天生比較「毒」。是社會過程讓它變傳播開了,變異了,變毒了。

當我們超越僵固的病毒與身體,而將防疫當成一套套技術、默會知識與政治互動相連的網絡結果時,防疫如作戰就不再只是譬喻,而是真實。當然,作戰的譬喻讓人很不舒服,但有餘地感到不舒服本身也是一種特權。畢竟,位於第一線者,生死一直都是血淋淋的事實。一位多年在中東戰場擔任醫師說,這次全球疫情,其實與他過去在戰地的經驗有許多相似之處:敵人隨時可能出現、不確定與未知、我們隨時可能喪命。

歐美新冠病毒的快速傳播,也有高度的社會因素。(圖片來源/Unsplash‎)

台灣不只透過中國來想像疫情,更透過疫情來重新想像中國

作戰不是譬喻的第二個層次,是台灣特殊的政治敏感度。我們不只是透過中國來想像疫情,我們更是透過疫情來重新想像中國。這構成了一種雙向關係,如Sheila Jasanoff說的自然秩序與社會秩序一起被生產出來的那個過程。不是社會決定論也不是生物決定論,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社會物質過程。換言之,不是一個客觀不變的病毒在那哩,我們強加政治意義上去。而是病毒本身的特性與牠的意象,已經成為多數台灣人重新想像中國,以及強調拉開距離的一部份。

如果說在疫苗出來以前,這樣高度政治化的作戰狀態都很難被輕易丟掉,那麼,是不是一旦疫苗出來了,就萬事太平了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全球疫苗運動,美國民眾不信任疫苗、僅半數願意接種

全球的反疫苗運動,尤其是美國的反疫苗運動,會拉長我們達到控制這個疾病的時間。有必要澄清,所謂的反疫苗運動,其實是全球的少數群眾,而且他們是對特定的疫苗不信任,不見得是全面對疫苗不信任。
只是,近年來,美國的反疫苗運動變得越來越分散、去中心,而企圖糾正許多反疫苗謠言的團體,幾乎與前者處在平行宇宙,尚未打擊到要害。尤其,近來一份報告指出,美國要達到herd immunity需要55%~80%的人施打疫苗,但根據民調只有50%的民眾願意接種疫苗。

紅色是反疫苗網絡,藍色是支持疫苗者。(圖片來源/截自insider網站)

使人生病的,一直以來都不只是病菌本身而已

反疫苗運動與美國長期的醫療問題彼此加劇。美國人對於醫療制度的不信任、疏離,其實都在好幾千萬人長期缺乏財力就醫的事實中隱隱作痛。

一方面,大規模謠言不斷講述講疫苗的不安全、導致流感、不育,乃至疫苗與疫情純屬自由派陰謀,目的是奪走人的自由或讓大藥廠海撈一票等論述。另一方面,因為白人中產與菁英常被小兒科醫師告知,疫苗只是用來保護沒有能力照顧小孩的貧困有色人種,尤其是生活環境條件較差者。疫苗於是變成了一種邊緣者與受壓迫者一種額外的負擔,一種必須保護白人既得利益階級的負擔,或是被懷疑是一場圖利的騙局。防疫是種族問題、階級問題,更是政治問題。

使人生病的,一直以來都不只是病菌本身而已。不論是科學主義、種族歧視,或政治壓迫,社會讓我們生病,政治也讓我們生病。但與其把病毒與社會截然二分當成解方,我們更需要把疫情脈絡化為成一個個社會物質的網絡結果,正如把人與非人都當成行動者的行動網絡理論(Actor-Network-Theory)所呼籲的那般,以求更寬廣多元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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