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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羽靜專欄|台灣本土小麥的消失與再振興

台灣小麥的起點

從荷領到清領時期,農業生產模式大致可以分為旱地、水田和山地三種類型,其中水田因為有充足的水利灌溉,可以進行二期稻作與一期的次要作物,在產能取捨下,大多是以稻米為主搭配番薯為輔的產出,山地則以竹木相關與茶葉為主。

旱田因為水利灌溉不足,在日本時代大幅改善水利之前,無法種植稻米,大多是以番薯與豆麥雜糧為主,也是本土小麥最初的起點,品種則為耐旱的晚熟種居多,此時的小麥大多做為糕餅所需,供應與需求都較為稀少,品質也較差,糕餅也僅屬於廚師副業,進一步的發展,則是發源於日本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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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小麥最初的起點,可追溯到日治時期前。(示意圖/unsplash)

日本時代的台灣小麥種植與消費

由於日本政府積極在台灣發展水利設施,許多介於水旱之間的「看天田」,均得以轉型為水田,剩餘的南方旱田為了補足糧食缺口,大多種植番薯為主,小麥的種植在這種情況下大幅縮減,但由於飲食精緻化的發展,菓子、小食、釀酒的需求增加,其中小食又以麵食為主,從旱地的零星種植,轉型為在特定區域引進日本麥種密集耕種。

大正時代被譽為「蓬萊米之父」的磯永吉,就積極倡導應利用秋收後轉種小麥,增強糧食產量來降低國外進口,在台中一帶積極試驗,使用的品種以高產量和育成時間相符的「埼玉27號」為主,並開始進行本土化適應的品種改良,這個過程一直到戰後,總計開發出30多種品種,為後續本土小麥的種植打下良好基礎,這個時代的小麥大多用於漢餅製作與非正餐的麵食小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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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時代的小麥,大多用於漢餅製作與非正餐的麵食小食。(示意圖/unsplash)

本土小麥的消亡與垂死掙扎

戰後由於外來人口的激增,讓解決糧食問題成為首要目標,1950年代的獎勵種植與日本時代的育種有成,本土小麥來到最高峰,從中部向外擴張,到苗栗、新竹、台南、雲林,大約是日本時代產量高峰的三倍。

看似前錦繁華的本土小麥,卻在短短十幾年後紛紛棄作,很多人會將原因歸咎於美援帶來的麵粉與小麥,但實際上最主要的原因是本土小麥的生產成本過高,加上台灣精米外銷與國際麵粉進口形成一個利差,因而政府開始有計劃的「麵食推廣」與「以麵代米」,還有聯合採購的弊端,導致麵粉加工廠爭相擴增,再次加大了國際小麥進口量,而這個時間點其實在美援結束之後,西化的烘焙產業也因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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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美國曾捐贈大批麵粉給台灣,農民領取美援麵食時充滿喜悅。(圖片來源/農委會)

隨著本土種雜糧逐漸失去競爭力而沒落的同時,加工出口成為另一個契機,1975年開始以釀酒為目的的契作本土小麥,因為外銷管道通暢,也讓本土小麥的存亡得到喘息空間,至今仍存的本土小麥,尤其是大雅麥農,大多是以這個模式才保住小量種植的空間,另一個大量棄作的原因則是加入WTO後保價收購政策的終止,卻沒有相關配套延續,農民僅能領取休耕補貼,最終導致在地種的雜糧全面棄種。

為什麼要振興耕種本土小麥?

從精神層面來說,本土作物的生產,可以從食物源頭連結起人、事、物,每一次消費都決定著我們的未來發展,進而與環境連結,在乎且了解土地的故事,有助於一個新國族的團結與共榮,這個觀念來自於日韓,即是「身土不二」的精神展現,這是一種食農的態度,也更有助於友善耕作與環境共存的發展。

從務實的層面來講,則是進一步得以發展在地特色與品牌經營,增進產品價值,有助於提升農業改良與精緻化耕作,形成一個良善的循環,本土化的同時也是更國際化的發展,讓傳統農業不再是依靠補貼和價格競爭,有助於提升台灣農產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本文為合作專欄,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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