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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煌德專欄|向死刑提出挑戰:伊朗電影《無邪》道出行刑人的掙扎

  • 更新2021/02/01 03:44
  • 發布2021/01/22 01:43
  • 作者/ 翁煌德

2020年三月,柏林影展評審團主席傑瑞米.艾朗(Jeremy Irons)在台上宣布最佳影片金熊獎得主獎落伊朗電影《無邪 There Is No Evil》(2020),台下掌聲如雷,但導演穆罕默德.拉素羅夫(Mohammad Rasoulof)卻未能親臨現場,代替他上台領獎的是他的女兒、同時也是本片女演員之一的巴蘭.拉素羅夫(Baran Rasoulo)。

2020年三月,柏林影展評審團主席傑瑞米.艾朗(Jeremy Irons)在台上宣布最佳影片金熊獎得主獎落伊朗電影《無邪 There Is No Evil》(2020),台下掌聲如雷,但導演穆罕默德.拉素羅夫(Mohammad Rasoulof)卻未能親臨現場,代替他上台領獎的是他的女兒、同時也是本片女演員之一的巴蘭.拉素羅夫(Baran Rasoulo)

 
柏林影展向來存在鼓勵伊朗異議導演的傳統。最有名的例子是賈法.潘納希(Jafar Panahi),他曾以描述伊朗女性處境的《花樣足球少女 Offside》(2006)榮獲柏林銀熊最佳導演,又在遭到政府軟禁之後以祕密拍攝完成的《計程人生 Taxi》(2015)榮獲柏林金熊獎殊榮。

而拉素羅夫之所以缺席柏林,是因為他在2019年時被伊朗革命法院以「顛覆國家」為由判刑,兩年內禁止出國。在2010年時,他與潘納希同時被捕,被判處監禁六年(後減為一年),並且在未來20年不得拍攝電影。

伊朗電影《無邪》導演穆罕默德.拉素羅夫(Mohammad Rasoulof)。(圖片來源/光年映畫)

在等待處刑期間,他一度旅居德國,但最終仍然選擇在2013年回國。由於護照遭到沒收,他自此無法再踏出國境一步,但他也沒有因此停止創作。對拉素羅夫而言,他已經再也沒有什麼可以失去了。

與潘納希一樣,拉素羅夫的創作題材往往踩過國家紅線,好比前作如《不能說的再見 Goodbye》(2011)以反政府女律師為主角,而在禁拍電影期間完成的《正直好人 A Man of Integrity》(2017)則批判政商勾結如何摧毀一個剛正不阿的小人物。

這回的《無邪》也是越線之作,片名高度反諷,直指伊朗「沒有邪惡」,但看完電影便知,其實所有安然處在這個國家討生存的人,都同樣地分擔著國家暴力的原罪。只是作品本身對歐洲觀眾而言或許較為討好,對於台灣觀眾而言則或許不然。

原因是因為本片主題論及死刑,尷尬的是,伊朗與台灣同樣是高度支持死刑的國度

《無邪》分為四個各自劇情獨立的短片。

《無邪》分為四段劇情獨立的短片。(圖片來源/光年映畫)

〈毫無邪惡〉

在第一個篇章〈毫無邪惡〉之中,我們看見的是一名中年男子赫什馬提的日常。他驅車接太太與女兒下班,拜訪母親,與家人共度晚餐時光,跟所有市井小民的生活一樣。觀者似乎可以隱約感受到他的不安,例如在紅綠燈前,對紅色與綠色的燈號之間,赫什馬提忽然猶豫不定。直到片末,我們才知道他的工作正是面對紅色與綠色兩種燈號,予以他人生死的決斷。

赫什馬提的工作就是殺人,但他是一個邪惡的人嗎?他在工作上盡忠職守,對母親盡孝,對妻女的照料也堪稱無微不至。那是什麼理由讓赫什馬提必須殺人?拉素羅夫看似什麼都沒說,其實卻也什麼都說了。

問題不在人,而在於體制。在下一則故事〈她說:你一定行〉之中,拉素羅夫則將問題帶到下一個層次。

《無邪》劇照。(圖片來源/光年映畫)

〈她說:你一定行〉

如果赫什馬提是自願接受這份工作,那年輕的士兵賈瓦德就是別無選擇。

在伊朗,大多數死刑是由服兵役的士兵來執行。雖然沒有直說,但伊朗政府所為無疑是要繼續鞏固這個共犯結構(假其中一名士兵之口隱晦道出),如果許多百姓都有執行死刑的經驗,那也就代表所有人都不能說自己能在這個體制之下置身事外。

賈瓦德不願意違反原則,所以選擇逃亡。

這個篇章的調度明快,在有限的空間之內創造出了可觀的戲劇張力,是最討喜也最衝擊人心的一章。

〈生日〉

第三章〈生日〉則換了一個情境,它描寫一名只為退伍而完全遵守指示執行死刑、不問緣由的年輕官兵賈瓦的故事。當他欣喜地想為女友娜娜慶生時,意外地發現自己處決的犯人竟是她的至親。

同理,賈瓦不是一個惡人。

這一題似乎是第二章的情境的另一個發展,許多人認為硬著頭皮去執行也無妨,但作為行刑者,你沒有權力選擇處刑的對象,甚至也沒有能力辨別對方是否有罪。因為司法的標準是掌控在國家手上,百姓無從置喙,即便知道,也無法判別真假。

娜娜母親的質問也許反映了拉素羅夫最明確的態度,如果每個人都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選擇屈從威權的壓迫,那這個殺人的國家機器將持續不停地運轉。

〈吻我〉

第四篇〈吻我〉則延續了第二則故事,講述了逃亡士兵走出監獄後所面臨的人生困題,觀眾很快會發現主人翁就是第二篇的賈瓦德。逃出監獄之後,賈瓦德進入了被稱之為「社會」的牢籠。他的理想與抱負毀了他,連親生女兒都不再認他。

然而,堅持自我、不願讓自己手染鮮血的賈瓦德又是何錯之有?

坦白說,後兩部將題旨放得太前面,質感不足前兩作水準,演員反應略顯失實。不過故事同樣都是緊扣死刑之題,對觀眾提出叩問,各種情境的建立,都引出不同境界的思考。

這不是伊朗電影第一次對死刑制度提出挑戰,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死期預告 Beautiful City》(2004)與馬紹.巴克什(Massoud Bakhshi)的《全民審判秀 Yalda, a Night for Forgiveness》(2019)討論的都是從贖罪面向來談伊朗死刑制度。

在伊朗,只要獲得被害人家屬諒解,特定案件的死刑犯可以一筆勾消。這是另一個大命題。

事實上,拉素羅夫對死刑這個刑罰的疑慮,並不在於論述一個人是不是該給判處死刑(四部短片都未提及死刑犯所犯之罪),而是反過來以行刑者的角度來觀望這個制度的良窳。哪怕每個人都同意死刑制度,又有幾個人自己願意去承擔身為處刑者的心理壓力?

拉素羅夫並不願意談死刑犯所犯之罪為何。例如在〈她說:你一定行〉之中,賈瓦德曾問死刑犯所犯何罪,但他未等對方回覆便匆匆離去。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拉素羅夫全面性地反對伊朗現行的死刑制度,他完全不認同一個政權有了結人民性命的合法性,所以加害人是否邪惡完全不在他的關注範圍。

幾年前拉素羅夫曾說過一則故事,他曾來到了伊朗的一個村莊,因為近親繁殖之故,大多村民都成了盲胞,也有智力上與其它身障的毛病,雖然有搬出去的自由,但沒有人有突破現狀的念頭。

固然同情,但拉素羅夫認為這簡直是伊朗整個國家的縮影,所有伊朗人都在等待奇蹟,而不願起身而行。他強調道:「我們不需要革命,我們只需要承認我們存在的問題。」

這部《無邪》不是革命,是一個現狀的反映,也是一個提問,同樣作為「村民」,拉素羅夫希望號召眾人認清自己的處境。

只是除非有地下管道可供流通,否則該片暫時只能供外國人欣賞,帶來的改變恐怕相當有限。但從伊朗導演一一遭到處刑,卻仍能繼續創作的處境來看,顯見伊朗社會仍然存在一絲自由的夾縫。希望仍在,依然可能迎來改變。

《無邪》的確太過理想性,但它是必然得存在的聲音,對同樣存有死刑制度的台灣觀眾而言,本片也值得對應思索。

(本文為合作專欄,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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