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國家的法庭片常有這麼一個畫面，數名國民坐在法院一旁、和法官分開坐，在聽得法官訊問後，由這群國...
歐美國家的法庭片常有這麼一個畫面，數名國民坐在法院一旁、和法官分開坐，在聽得法官訊問後，由這群國民表決認定被告是有罪或無罪，這就是「陪審制」。
然而，我國目前推行的「國民法官」並不是這樣的制度。依司法院送交立法院的草案，只要年滿23歲且非排除適用的對象，就有機會參與司法審判。檢辯雙方會從被通知報到的國民之中，挑選出6位國民法官。這6人將與3名法官一起對案件進行事實認定及量刑。
而適用審理的案件？依草案規定，凡是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故意犯罪致人於死的案件，都為國民法官審理的範圍。至於如何作成判決？採「三分之二」絕對多數決，得在包含1位法官在內的6人投下贊成票，才能作出有罪判決。
雖然可以看出司法院極力地想使司法更貼近人民，但草案卻仍存在些許不足。本文專訪支持陪審制的義謙法律事務所律師尤伯祥，以及支持參審制的謙信法律事務所律師李宜光，談談彼此間存在的是「歧見」，抑或「誤會」？
歐美國家實行「陪審制」，陪審員與法官分別坐位。（圖／William Ternay,flicker）
支持參審制對「陪審制」的三質疑
一、陪審團判決後不得上訴？被告若被判有罪，該如何救濟？
尤伯祥直言是「誤會」！「不對等上訴」確實是美國刑事訴訟的一項重要制度，被告受有罪判決得提起上訴，而檢察官對無罪判決不得上訴。唯一例外，陪審團判決有罪，但法官推翻作出無罪判決，檢察官得以上訴。但，台灣目前不論是陪審或參審的改革草案，都沒有限制檢察官和被告的上訴權。兩制同樣規定，上訴審要高度尊重一審判決，因是人民參與的判決，原則上不可翻掉。
二、陪審團判決採「一致決」，導致無罪比例增高？
尤伯祥也稱是「誤會」！難道同一件刑事案件，在參審判有罪，到了陪審就會變成無罪？這種思考邏輯很跳躍，因預設了參審法庭採「三分之二多數決」判有罪一定是正確，而陪審採「一致決」判無罪就是錯。為何不反過來說，其實一致決較能落實「無罪推定原則」，當檢察官舉證不能說服所有參與審判的國民達到「無合理可疑」的程度，就是證據不足，判無罪才是對的。
尤伯祥指出，所有審判都是事後憑證據判斷，沒有一個科學的驗證方法，可在審判前判定兩制度孰優孰劣，只有上帝才知道真相是什麼。因此，最該思考的方向是，哪一個制度較能夠落實「無罪推定原則」？又哪一個制度在證據把關比較嚴謹、定罪門檻比較高？
三、陪審團因法律知識不高而影響判決？
「不會！」尤伯祥舉例說明，在美國處理一些高科技案，因涉及智慧財產權、著作權等專業知識，在挑選陪審員時會有特別資格，但從沒要求參與審判前，國民須先進修科技法、智慧財產法等。
尤伯祥表示，其實絕大多數刑事案，最有爭議的不是法律問題，而是事實問題。法庭中95%以上案件爭執都是被告有沒有做這件事，或有沒有故意、有沒有精神疾病，這都是「事實問題」。因此，只要法官把法律規則講清楚，陪審團就能做好工作；且並非法官在「陪審制」不重要，只是用不同方式發揮作用。
參審制以位置圖判別，國民與法官坐位並列，遭疑如何避免「權威效應」。（圖／司法院官網）
陪審制對「參審制」的詬病：如何避免「權威效應」？
參審制的基本精神，法官與國民是「橫向」結構關係，引發質疑恐有「權威效應」。尤其彰顯在兩處，一是「中間討論」，由法官「帶著」國民共同討論事證，如何確保國民的聲音不會就此消失？另一是「終局評議」，3位法官和6位國民法官共同決定有罪或無罪、甚至量刑，缺乏法律專業的國民如何能獨立決定，而不受法官影響？
對此，支持參審制的李宜光也坦言，依司法院草案，「或多或少」會有權威效應的問題。日本曾進行「裁判員制」十週年檢討，提到法官漸漸熟悉新制度後，會在評議過程出現「老師指導學生」之方式。久而久之，變成法官為了案件順利，以其地位及專業引導裁判員進行事證辯讀，而裁判員非法律專業，會不自覺地倒向法官，而導致人民聲音在合審過程中慢慢消失。
依司法院草案，終局評議採取「秘密評議」，國民法官更易受牽制，繼而參審員的評議結果，正是法官想要的結果，等於回到職業法官審判，參審員淪為背書；結果多年後重新檢討，大家反而質疑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找來國民法官？「國民法官變成是花瓶，繼而又回到現行制度，我擔心的是這個問題。」
因此，李宜光提出「分別評議」的建議，保留國民及法官「共同審議」的參審精神，但在終局評議時，國民和法官各自帶開表決，再統計最終票數；而中間討論制度，限定只有國民法官要求才可召開，以程序減弱法官的影響力，而降低對「權威效應」的憂心。但，該建議被司法院以「法官難寫判決書」而不予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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