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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報導】家長不管老師也難辦 校園暴力、憂鬱背後的家庭困境如何解?

    2024-03-26 08:00 / 作者 吳尚軒
    校園新聞凸顯出家庭功能的缺失,教師呼籲應結合社區、社政資源及早協助。教室示意圖,與新聞無涉。陳品佑攝
    在逐年增加的少年犯罪率、自殺率下,近年校園新聞屢屢成為社會新聞頭版,更加凸顯出家庭功能的缺失,隨著父母教養方式越趨兩極,積極照顧與放生不管的比例雙雙增長,儘管教育主管機關祭出人力、經費協助,但老師們對此高呼無奈,直呼一天8小時的校園生活,仍舊難以影響到失能的家庭,呼籲應該結合社區、社政資源及早協助。

    曾在2019年代表台灣角逐奧斯卡獎的電影《陽光普照》,描述在忙於生計、態度高壓的父親教養下,身為模範生的大兒子阿豪選擇無聲告別世界,備受冷落的小兒子阿和則逃學、逃家,最終因涉入幫派暴力行為而入監;入監後,阿和未婚懷孕的小女友只能交由母親照顧。

    幾年過去,不管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或涉及幫派組織的暴力行為,越來越常引起輿論風暴,往往也讓社會要求學校、教育機構負起責任,然而面對錯綜複雜的家庭議題,扛著巨大壓力的教師們已經左支右絀。

    「家庭功能不彰」成教師第一苦惱 校長嘆學校幫助有限 

    包含瑩光教育協會等多個民間教育團體,在去年(2023)教師節前夕發表調查結果,發現以滿分10分來說,全台3成老師的快樂指數低於4分,平均壓力分數為6.94分,而不快樂原因第一名便是:「學生家庭功能不彰,家長與學生無法溝通卻寄望老師幫忙管教。」

    「我們的家庭功能有很多進步空間,但現在都只要求學校。」德哥(化名)是來自南部的國中校長,所在地區的家庭多從事農業、養殖漁業,他回憶去做家訪時,常常看到父親眼睛只盯著手機,也不管學生在幹嘛,「家長的角色不見了。他是不願意還是做不到?偏鄉很多是做不到,他可能能力不足,或本身就是這樣長大的。」

    家長角色消失是不願意還是做不到?校長表示,偏鄉很多是做不到。家庭失能示意圖。本報繪製

    不管是近年屢屢增加的學生自殺通報,或是像去年底的國中生割頸案等暴力案件,儘管教育部透過增聘輔導人力、落實三級輔導、調整教師輔導管教等手段協助,但第一線教師卻也開始出現反彈,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就曾呼籲正視家長管教責任,理事長侯俊良表示,學校最嚴重的處置手段,往往只有帶回管教,但許多家長根本疏於管教,變成只是讓學生在外遊蕩,建議透過罰鍰、強制參與親職教育講習等方式,課予家長管教義務。

    近年來,校園裡的新聞焦點,逐漸由升學考試轉往心理層面。根據衛福部調查,國中生曾嘗試自殺的比例,從2014年的7.7%,到2021年增加為10.4%,高中生部分則從2013年的6.3%增加為2021年的9.4%;此外,學生族群感受到孤單寂寞,或因煩惱而失眠的比例,也在這幾年來持續增長。

    青少年怎麼了?心靈健康持續惡化

    學校裡的正式老師只有7個人,德哥苦笑,說要落實三級輔導,每個人都要負責輔導學生,「但學生一天在校頂多8小時,家長才是真正影響的地方」,然而家庭卻是最難碰觸的。

    濫用威權、不聞不問比例緩緩上升 教養方式呈現兩極

    少子化下,近年來家長搶進私校的風氣卻更盛行,似乎父母們更關注孩子的教育,但實際上,如今雙親對孩子的照顧態度,也逐漸呈現兩極化。

    根據衛福部針對12-18歲少年調查父母教養方式,父親部分,2014年時,有半數少年認為雙方相處融洽,2022年更提升到約57%,母親方面則從62.8%增長為69.4%,看起來和樂融融的家庭似乎增多,但認為父親不聞不問的少年,8年間從7.3%緩緩增加為8.4%,認為父親濫用威權的比例也由2.8%增加為3.7%;母親的部分也呈現相似趨勢,儘管濫用威權的比例從2.9%下降為2.3%,不聞不問的比例則從2.1%上升成3.3%。

    怎麼養?父母對待子女方式兩極化

    同一份報告也顯示,2014年時有7%的父母不會跟子女聊天,這個數字在2022年成長到8.3%。

    這和安南國中輔導教師吳昌和的觀察相似,他認為,如今的家長對子女的教育確實呈現兩極化,有些家長的教養技巧、觀念慢慢進步,另一部份,在防兒虐法規推動下,如今的教養不太是身體虐待、打罵,「但他思考不出還能怎麼處理時,很多就是直接放掉。」

    他認為,這背後當然家庭經濟狀況是個因素,但更重要是陪伴的品質,常見情況是學生回家後,雖然跟家長面對面坐著,「但只是各自用手機,沒有真正的談話。」

    家長放生學生無法可管 輔導老師嘆心力交瘁

    對於無心或無力照顧學生的家庭,諮商心理師林上能也很有共鳴。

    他回憶過去擔任輔導老師時,其實常常在追蹤高關懷、脆弱家庭學生,還要到校外追學生行蹤,很多時候更像社工,背後問題正是目前社會安全網功能不足,然而學校要補起非常吃力,「家庭無法從學校來處理,我們接到的都已經是後端。」

    輔導老師常如社工追蹤弱勢生,背後問題是社安網不足,學校要補起太吃力。教室配圖。廖瑞祥攝

    他記得有一次到中輟生家裡訪問,家長出開門只說他在補眠、等等要上晚班,接著便兩手一攤:「他(小孩)不想去學校我能怎樣?」

    常見情況是雙親忙於生計,學生到校情況因此斷斷續續。林上能說,這樣的學生不是在外結交朋友、加入幫派,就是整天在家玩手機,但家長只是放著學生不管、沒有家暴等情況,往往也無法由社政單位介入,只能由輔導老師以電話、家庭訪問追蹤,「但到後來家長都會拒接電話,我們能怎麼辦?」

    他感嘆,不管是偏差行為或心理問題,呈現出來的其實都只是冰山一角,而這不是親職教育可以處理,他以在學校舉辦親職課程的經驗指出,「真正需要的(家長)都不會來,我們也接觸不到」,除了學校外,其實要更多社政能量合作。

    少年犯罪率飆升 矯正學校校長:家庭失能又遇疫情催化

    心靈問題外,另一個危機是少年偏差行為增多。位於新竹的誠正中學是矯正學校,專門收容曾經走上偏途的少年,校長陳宏義直言家庭的影響非常巨大,誠正的學生大概只有3成家庭結構完整,且4成的家庭屬於近貧或低收入戶,儘管目前社會進步,經濟卻呈現M型化,許多父母拼生計下根本無暇照顧孩子。

    陳宏義強調,儘管經濟差,假若好好陪伴孩子也不會走上歧路,但有些父母也自顧不暇,可能兩個都在服刑,或有家暴情況,學生們在家裡得不到關愛,就容易被地方宮廟或幫派吸收。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學校改為線上上課,更讓家庭問題呈現新風貌,就是所謂「數位中輟」。陳宏義便指出,這2、3年來少了實體到校的機會時,學校其實也失去許多追蹤、規束學生的機會,另外學生學習狀況也因此變差,進入下一個學習階段,像升上國高中時,也因此挫折而更排斥校園。

    根據警政署統計,我國12至18歲少年人口犯罪率持續增加,已經從2013年的每10萬人672.1,到2022年成長為799.59。少年誤入歧途問題越見嚴重,而事實上這個數字也從2020年明顯飆升。

    增加?少年犯罪人口率上升

    家庭失能、手機補位 追求速成名利恐上歧路

    位於高雄燕巢的明陽中學專門收納少年重刑犯,校長涂志宏回憶,每次懇親會都可以發現學生的家長多半年紀輕輕,小孩卻已經快要20歲,甚至不少家長本身就三餐不繼,孩子往往從小就只能自生自滅。

    涂志宏感嘆,這樣的情況在手機網路普及後更嚴重,他們開始學直播主、網紅,追逐能快速出名與獲利的管道,而學校教育對他們更起不了作用,「他們很小就看出來,一般社會的遊戲規則對他們不利,覺得我要用我的規則來。」

    在進入矯正學校體系前,涂志宏曾在一般國中擔任校長,他談到,家庭日或因故通知家長到校時,這些最需要關懷的的家長幾乎不會來,都說忙著賺錢,或者來了也對老師言語兇惡,學校教育跟家庭教育間幾乎斷線,「等到出事的就是一步到位全壘打、直奔本壘,也就是判刑。」

    「他們也沒有好好長大」 社工:失能父母往往也來自失能家庭

    可以觀察到,不少家長其實更需要協助。社工師石哲綺亦從實務經驗指出,回頭看學生父母時,往往發現他們也是在複製自己以前被照顧的經驗,像是暴力、酗酒、賭博,「其實他們也沒有好好地長大」,或者反倒因為補償心態而過度溺愛孩子。

    缺乏關愛的孩子,不是在外遊蕩就是在家滑手機,石哲綺會試圖找到他們的興趣,並介紹輔導室相關資源開課程,「至少讓他們每週進學校一天」,才能努力拉住學生,但她更擔心遇到網路詐騙、兒少性剝削,像被網友要求傳裸照等,「所以最重要還是要回到家庭教育,父母知不知道學生都在看什麼?」

    對此,她呼籲,目前各縣市的家庭教育中心應可扮演更積極角色,鎖定潛在對象給予支持,甚至入家協助,將社會安全網的範疇往前拉,「現在都是在接掉下來的,能不能更往前,協助這些小爸爸、小媽媽怎麼當父母?」

    目前各縣市政府的家庭教育中心,多透過補助、計畫提供學校經費舉辦家庭教育講座、活動。對此林上能也認為,家教中心應該更積極結合民間、社區資源,對家庭教育的思考不能只侷限在學校,更該布建在像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等據點,或者透過里長辦公室跟民間諮商所等資源合作,而非只要求學校負責,「甚至家庭教育還變成評鑑指標。」

    籲從前段給支持 家長聯盟:結合社區資源協助

    失能的家庭、過勞的學校交織成漏洞,台灣家長教育聯盟副理事長蔡瑞東則提倡社區共養概念,像透過里長舉辦老人共餐一樣,可以思考透過里長系統或社區發展協會,結合民間資源關照家庭失能的孩子,離開學校後,接住孩子需要長期時間、心力,更該借重社區力量,他相信民間善心力量其實不少,關鍵就是思考如何整合。

    教團提倡社區共養概念,接住離校的孩子。校園配圖,與新聞無涉。廖瑞祥攝

    在學校體系方面,他也呼籲應該要「政教分離」,也就是所謂行政專職化,減少目前教師身兼行政,反倒造成過勞、高流動率,甚至由代理老師擔任行政主管的現象,假若有專責人力長年擔任生教組長,就可以更有機會協助學生。

    涂志宏也呼籲,將更多資源配置在前端防範,他比喻目前就像不重養生,等生病才去開刀,「開完刀又回到檳榔酒菸環境,幾年後又復發」,通常國小時,就可以透過老師知道學生家庭狀況,應該要趁此時讓支持系統進入,否則到國高中時學生的性格往往已經定型,更難以協助。

    「助人工作急不得」 輔導教師籲讓環境有彈性

    台灣性平教育協會理事達努巴克(Danubak Matalaq)本身也是輔導教師,他則呼籲在思索解方時,萬萬不能把矛頭指向家長,「他們需被理解,才有辦法進一步思考要做什麼」,底層勞工的處境往往困難且複雜,當然涉及家暴要處罰,但若其他狀況也要開罰,他擔憂會讓父母跟教師的關係更緊張,「他們會覺得是老師叫政府處罰我。」

    他認為,目前社會氛圍容易放大檢視錯誤,學校和學生也都會很敏感,這反倒讓系統的彈性變少,尤其輔導老師更會受影響,「好像學生犯錯就是我犯錯」,但輔導、助人工作需要信任感,如果助人者被逼得太急,也會影響到實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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